材料：清朝前期，清政府借鉴了明朝的度量衡器制造制度，议准工部行宝源局制造铜砝子（标准砝码），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根据中央颁发的标准器，由府、州、县逐级复制，校正合格印烙后方能颁发使用。近代以后，清朝在沿用传统旧制的同时，也与米制进行比较。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的《贸易章程》规定，瑞典、挪威等国各口岸领事馆所用度量衡均以粤津关定式为标准。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后，清政府请外国人帮助办理税务，中国海关大权旁落，各国海关衙门借口中国度量衡庞杂纷乱，另设专款规定相互折合的办法，从此中国度量衡史上出现了海关度量衡，即所谓海关尺和关平秤。清政府还向万国权度局（即国际计量局）定制了铂铱合金营造尺一支，库平砝码两个，作为营造尺库平两的最高基准，还定制了镍钢合金副原器以及精密检验仪器等。

——摘编自顾钦《度量衡的改革期——明清时期到近代米制推行》

材料一：明清时期是我国兼业农户形成并得以相当程度发展的时期。农户兼业的主要形式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其所从事的生产项目颇为繁多，产品多以为城乡市场提供日用品为主。其中，最多和最重要的是棉布和棉纱，其次还有蚕丝、苧麻布、苇席、蒲席等。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广州府志》记载：广东东莞县西南乡间，农家“田事之余”“则捆莞为席，辫麦为笠，穿绒为伞”。

——摘编自刘小京《略析明清时期的兼业农户》

材料二：近代中国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各种剥削日益严重，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县有报告资料的县份统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农民离村者，或到本区别村充当佃农雇工，或奔向边疆垦区，或挤进城市，更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

——摘编自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材料三：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或者跑运输、当小商小贩、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农户已不再把改善生计寄希望于种粮、卖粮，而是寄希望于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因而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更多投入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

——摘编自李文《新时期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中国一个海洋大国，但在古代未形成清晰完整的海权意识。清朝前期，被誉为“认识海疆形势第一人”的将军施琅认为，“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康熙帝囿于满汉大防，未有效关注。雍正帝一改明代弃守沿海岛屿政策，建立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坚持海防重于通商的指导思想，将与西洋贸易由四口减为一口。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萌发建立外海水军的近代国防思想。1907年，日本人侵入我国东沙岛，在中国方面据理抗争交涉下，最终收回了东沙岛，在收的同时，清政府“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并制定了开发和经营的办法。

——摘编自王秀英《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二：相对于“海权”，海防一词更符合中国“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的特点。与传统海防观相比，现代海防的内涵也更丰富，海防职能、范围、难度，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更密切。建国之初，无论是肃清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残军，还是解放海南岛、收复台湾都需要加快海军建设，更新舰艇装备。对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国战略中心转向朝鲜半岛，1953年，按中苏协定，中国从苏联购得舰艇共137艘，并迅速具备了自行装配制造海军舰艇的工业能力。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领海线的相关问题。在充分听取意见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改编自刘征鲁《毛泽东心系海军建设》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建国伊始（洪武元年正月）颁行的《大明令》，对于庶民房舍的等级规定：“庶民所居堂舍，不过三间五架，不用斗拱、彩色雕饰”。【《大明令·礼令》】

明末，江南的富商“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顾起元《客座赘语》】

住宅内的装饰和家具的质材日益讲究，皇室、官民四处伐采。山西祁县“正德以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嘉靖初，邑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天若暴雨，……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光绪《山西通志》】

——摘编自姜文川《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住宅僭越为例分析》

材料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 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 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 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 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 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 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 入的 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日益阻塞，海上运输逐渐兴盛。宋朝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通往日 本、朝鲜等地的东海航线，还有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但从明中 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虽然在清朝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却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 并逐渐陷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仍以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为主。 

——摘编自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三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 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 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 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 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