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隼

    一只猛禽用翅膀尖梢在蔚蓝的天空中扫画出一个个圆圈。这个飞翔的“几何学家”正是游隼——古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的化身。相传，荷鲁斯有时变成鸟，有时以人身隼头的形象出现。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游隼美丽英勇，无疑是天空之神的理想象征。

    游隼上体呈深蓝灰色，有黑褐色横斑，头颈部为黑色，带蓝色光泽，下体由白色到淡黄，有黑色横斑。游隼体长约0.5米，双翅展开可达0.7米左右，体格强健，善疾飞，有鸟中“歼击机”的美称。

    游隼分布广，适应性强，尤为喜欢在开阔的原野上活动，捕食正在空中飞行的鸟类。它们一旦发现猎物，就快速升上高空，占领制高点，然后将双翅折起，使翅膀上的飞羽和身体的纵轴平行，头收缩至肩部，以每秒近100米的速度向猎物猛扑过去，迅速伸出强健的脚掌，猛击猎物的头部或背部。这一击非同小可，一下可打掉鸽子或乌鸦的头。猎物被击昏或击毙后坠落时，游隼会快速轻盈地跟随猎物下降，在半空中将猎物抓走。猎物在其短的钩状喙和长而尖端弯曲的钩状爪的配合下，迅速地被肢解和撕碎。一对游隼和它们的一窝儿女，在一个夏季能够捕食300多只中型鸟类，所以猎人经常驯养游隼作为狩猎助手。这种最野性、最凶猛的鸟类一旦养熟了，在人面前会变得像母鸡似的温驯，是世界上可用作猎鹰的最好种类之一。

    游隼和大多数猛禽一样，可以消灭猎物种群中老、弱、病、残个体，对于促进生物种群的进化和更新，以及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凭借卓越的捕食技能、优良的驯化性能，成为猎人向往拥有的狩猎助手。也有许多人将游隼的标本甚至羽饰，视为威严和权贵的象征。这样对游隼的狂热追捧，导致游隼的价格飞涨，目前国际市场上一只游隼实际售价达数千美元，一只完整的标本也有数百美元的报价，从而引发了众多偷猎者对游隼的疯狂捕捉和猎杀。

    游隼数量急剧减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剧毒有机氯杀虫剂在世界范围的滥用。有毒化学物质随猎物进入游隼体内，大量富集，导致不育、幼鸟畸形，乃至于成鸟的大量死亡。少数的幸存者也会因这些有毒物质的侵害，导致产卵率降低，卵壳变薄，孵化时极易破碎，造成繁殖率的进一步下降。许多鸟类专家认为，欧洲、北美的游隼种群就是这样于20世纪50年代被彻底瓦解的。另外，生息地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也是游隼数量减少重要的原因。

    这引起了相关国家政府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早在1954年就颁布了《野生鸟类保护法令》，并和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游隼以及其它大型猛禽进行保护，如在繁殖季节派人守护它们的巢，产卵期给它们供应食物，以防止污染造成的危害。有些国家还采取人工孵化的办法，成功地养育游隼等猛禽种。如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世界野生生动物基金会的赞助下，对游隼实施了一项饲养繁殖计划，最终取得了成功。尽管是人类让游隼得以繁衍，但事实上，我们对它们的破坏永远比我们所做的补偿多得多。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条码支付”迅速发展。据了解，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通常包括“扫码付款”和“扫码收款”两种方式。

    不过，扫码支付在走入人们生活的同时，风险也逐渐浮出水面。

    据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合规总监唐凌介绍，相比于银行卡支付，条码支付没有物理卡片载体，也缺少专业设备支持，在信息安全方面存在一交隐患。比如，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病毒。将消费者手机中的支付账号、密码、身份证信息、联系人信息、照片等隐私信息窃取，甚至可能通过直接截获短信验证码来迹刷手机用户银行卡。

    董希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条码支付由于门槛较低、成本低廉、支付便捷，近年来受到了商户、消费者、银行及支付机构的青睐，在服务普通消费者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技术层面看，二维码通过几何因形来记录教括和储存信息，支付终端缺乏识别与拦截功能，就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隐患。从市场层面看，部分支付机构在拓展业务时，通过不当的交叉补贴、滥用优势地位来排除和限制竞争，导致不公平党争。从合规层面看，部分市场机构片面追求业务发展速度，违规发展商户，带来各类安全隐患。”董希森说。

    （摘编自《“条码支付“风险隐现需纳入规范》）

    材料二：

    支付宝发布的2019年10月1日至3日消你报告显示，实体店人均消费频次增45%，美食、出行、零售三大行业堪称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随着移动支付不断丰富，通过刷脸、无人零售等智能售卖的商品交易金额猛增九成。

    同样是放假前3天相比较，假期更长的“十一”日均消费金额环比“五一”高一成，在更广阔的四至六线城市，“十一”日均消费金额环比“五一”增长约四成，相当于多放1天假，消费多一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妈”也开始加入用移动支付消费的主力，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三省中老年人最热表假日消费。

    另据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数据，今年国庆长假期间（10月1日至10月7日），网联平台运行平稳，共处理跨机构支付交易85.94亿笔，金额4.33万亿元。其中，10月1日交易量最高，单日超过12.9亿笔，全额超过6787亿元。

    数据显示，网联平台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去年“十一”增长79.92%，日均交易金额同比去年“十一”增长163.38%。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森表示，从网联披露的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的增长来看，网络支付（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规模继续呈现快速增长，背后是大众支付偏好的转变，网络支付交易规模持续上升，这也是我国网络支付市场发展的写照。

    重希彝还谈到，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网络支付市场蓬勃发展，从线上支付如订酒店、机票、火车票，到线下餐饮、购物扫码支付，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大众在“十一”假期出行、消费、娱乐提供了更大便利。

    （摘编自《买买买！国庆出境游人均移动支付消费近2500元》）

    材料三：

    支付宝联合飞猪发布的2019国庆黄金周出境游报告显示，“十一”期间，国人出境游移动支付消费再创新高，人均支付接近2500元，同比去年增长14%；单笔消费全额同比增幅达11%。

    境外用卡方面，中国游客假期中在144个境外国家和地区使用银联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热度持续，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缅甸、白俄罗斯等地交易量同比增长逾2倍。越来越多游客在境外交通、餐饮、娱乐类商户使用银联卡，其中航空、铁路、租车、加油等交通类商户银联卡交易量同比增长逾五成。中国游客在45个境外目的地使用云闪付APP扫码支付，或开通银联手机闪付“挥”手机支付，带动银联移动支付境外交易额同比增长近20%，其中银联二维码支付交易量同比增长超过8倍；中国游客尤其爱在秦国、新加坡、加拿大、日本扫码支付，在澳大利亚、俄罗新、法国“挥”手机支付。

（摘编自《跨境移动支付创新高银联等发布国庆节支付交易数据》）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材料一

    第三届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日前在布鲁塞尔落下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中国馆，以视频、海报等多种形式介绍中国在生物航空燃料、生物柴油、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最 新科研和应用成果。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为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由比利时法兰德斯技术研究院牵头创办。比利时研完院负责 人德克•弗朗萨尔说，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已为特定领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则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制定者、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让科技创新成果在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是中国的深度参与，”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组委会政策部主任菲尔勒•方德沃得表示，“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为其他国家作出了很好表率。在能源和科技创新领域，中国也是世界领先。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不可或缺。”

    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大力建设生态文明。“海洋可再生能源是新能源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还处于产业培育期，需要战略性先期投入。中国政府从长远出发，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着想，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摘编自人民日报《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中国成功经验值得推广》）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6年正式启动，该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实现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作为该议程的签署国，中国于2017年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做法和经验。

    在科技领域，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形成社会共识。近年来，中国一直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徐南平认为，中国下大力气推动创新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为什么科技在中国现在这么重要？实际上是基于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考虑，国家对创新是很支持，这也是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内容。

    （摘编自人民日报《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资源消耗呈加速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矿物资源将会消耗殆尽，加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戏。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在现有技术装备条件下，人类经济増长已经接近上限。如果不能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全球经济难以走出低速増长的窘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不断进步和创新。由于缺乏重大创新成果，自2004 年起，全球经济增长活力显著下降。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今后如果生产率不显著提升，全球经济増长率将大约下降40%。为了提高生产率，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必须做好两点：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更加重视弥补企业和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陈庆修《以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