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上海、浙江两地的首届高中毕业生迎来高考检阅。这一轮试点改革中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六/七选三”模式下的学科失衡问题。

    据初步调查，2016级高中生在2017年选定选考科目时，浙江省某中学近千人中只有7个学生选考物理；某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也只有不到50人选考物理；某县所有中学只有不到100人选考物理；某市2016级约一万名学生，只有不到900名学生选考物理。这些现象虽然仍在动态变化中，但是“惧选物理”的情绪由落后地域向发达地域、由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向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快速蔓延，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选自搜狐网《尴尬的物理：浙江新高考下的学科失衡与制度改进》，2017.9.14）

材料二：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选考，而是新高考为了平衡不同学科的难度和分值，对选考科目采取了赋分制。

    赋分制，即不以卷面实际分数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据考生的卷面成绩在全部成绩中的位置，给出一个相对分数。具体到本次高考，每门选考科目卷面成绩的前1%为100分，2%为97分，以此类推，以每3分为一个分差档设置21个得分档，直至最低分40分。

    “物理学科本身偏难，选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绩较好的学生，因此导致许多成绩不好的学生不愿意成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比如短跑比赛，一组是10个速度较快的高手，另一组是10个跑得较慢的人，两组的竞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样的规则赋分，最后在两组内排名相同的人，成绩就相同了。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新高考改革引争论 “物理遇冷”是无解之题?》，2017.10.27）

材料三：2017年在上海、浙江招生的1400多所高校中，有70%的高校对选考科目有要求。其中浙江高校要求选考的科目比例如下：

（选自搜狐网《高考改革后物理到底有多重要？》2017.7.13）

材料四：

    怎样针对物理选科问题调整高考改革方案？

    其一，在目前选科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物理科目的等级和赋分比例。这并不涉及学生选择学科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果各科等级比例在学生选择前就告诉学生，那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政策来选择学科，这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平的。其二，改革选考科目设计，允许学生自主选择3门以及3门以上选考科目，在完成选考之后，自主确定用哪3门分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如果6门（或者7门）选考科目都允许学生参加考试(考试次数限定为1次)，要参加高考录取的学生，必须至少选3门，在考试完成后，再自行决定用哪3门的分数去报考大学，这会进一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也能避免功利选科的问题，还有助于实现教招考分离。其三，推进大学招生改革，调整大学专业招生的选科要求。大学必须专门开设高中学习中心，配合高考改革，引导中学生理性选科，需要大学规范专业选科要求。

    目前存在于高考选科中的问题，根源在于高考录取还是实行按总分录取模式，因此，学生选科主要关注的是等级、分数，而非自身的兴趣和长远的学业发展规划。在高考改革中，要真正扩大学生的学科选择权，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个性、兴趣、学业发展规划选择考试科目，还需要在科目改革基础上，推进录取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这是高考改革的关键所在。

（选自澎湃新闻《新高考改革中的物理科目究竟怎么办》2017.10.30，有删改）

    材料一：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 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 “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 2013 年底中国还有 8249 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 2017 年 3 月 11 日 “人才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再有的农村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 2016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政协网”）

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

杨义

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并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军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贛，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的概括；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原文有删改）

    材料一：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调研、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2015年，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政府部门出台的多项政策、举措更加有力；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潜力持续显现。曾一度遭到电子商务冲击的实体书店，近一年来，伴随全民阅读的推广开始逆袭。全国各地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大型书城，这些大型书城注重“体验”和“服务”，引入亲子阅读、创意生活、数字体验、咖啡餐饮等多元业态，逐步向文化购物中心转型，赋予了实体书店新的生命力。

    2015年，“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及其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积极打造自身的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门，专门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诸多新改变和新方法让出版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如众筹出版、微店卖书及微博、微信营销，改变后的赢利模式也让出版的效率变得更高。

    (摘编自陈敏利《图书出版业品牌报告(2016)》)

    材料二：

    (摘自杨伟《201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发展》)

    材料三：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图书出版可以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且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电子图书的开发，网上书店的建立，这些新的形式扩大了图书出版的影响范围。图书出版业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和加工处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许多图书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营销模式，图书出版业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利润的增长。图书具有的版权是图书出版业实现利润的基础，在图书版权原有的营销模式中，版权价值仅局限于版权的转让。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字，版权可以扩大到视频、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域，可以间接产生更多的利润。互联网还能够成为图书传播的平台，让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增值，比如在互联网传播中可以加载商业广告，产生巨大的效益。

(摘编自顾丽萍《试析“互联网＋”时代的图书出版》)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罗丹之约

铁凝

早春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罗丹作品要来中国了，这些作品将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法国，在巴黎瓦雷诺大街的罗丹博物馆，当坐落在庭院内的《思想者》被一辆蓝色大吊车长长的吊臂轻轻吊离基座装进木箱时，数百名法国艺术名人默默注视着他，无数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他的缓缓升起。他们为他送行，他们都知道，这座巨大的铜像斑驳的雕塑自1906年安放在这里以来，从未离开过故乡。现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远足。他初次远足选定的目标便是东方的中国。

把法国最伟大的青铜作品介绍到具有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古老中国，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又仿佛是罗丹生前的一桩心愿，因为神秘的东方艺术也曾经给过他强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车去北京看罗丹。

小时候我就看过罗丹，当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两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宽大睡袍，显出任意散漫的巴尔扎克；一件是筋肉松弛的裸体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很不明白为什么罗丹要将两位大作家弄成这样。在孩子的眼中，他对他们二位显得太随意了。成人之后才发觉罗丹是多么坦率地对待了他这两位法国朋友，而他这两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罗丹把他们弄成这样。有本书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认为罗丹只有把他弄成这模样，他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于是至今每当人们提及巴尔扎克和雨果时，我眼前掠过的首先不是他们的著作，而是罗丹手下的那个“他们”。我想这便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识与见地吧，是这种卓识和见地掠夺了观众的记忆。罗丹具备这种掠夺观众记忆的力量，他掠夺了我的记忆，他在我心中就日渐伟大起来；他占有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有了罗丹。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长长的队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顺和与规矩，似乎来看罗丹的人们是有约在先的，人们在一瞬间变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见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术馆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顶。他坐在岩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着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颚，咬肌紧张地正陷入沉思。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形象，这个几乎有点程式化了的姿势乍一看去，甚至没能唤起我的新奇之感。而当我绕到他的背后时才真正地激动起来，我惊讶于罗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倾注的良苦用心：原来在这面宽厚、雄健的脊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群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罗丹在创作之初何以能摆脱诗人但丁原型的束缚，把身着裙装、面庞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换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这位肌肉发达、强壮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许融入了艺术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从雄健的身体里发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体才有产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干。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现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观众冷淡着的脊背上初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者，在这面脊背上，他那紧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继而又想到，面对一件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在人云亦云时，议论的或许都是它那被观众（或读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对于它的背面却每每会粗心地忽略过去，尽管作者曾经苦心用尽地去经营它的背面。如今一个完整的《思想者》终于给了我能够思想的力量。

能够思想着是美丽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运的吧？

我感觉到了幸运，这幸运来自一个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觉到了幸运，还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与我的两位同行不期而遇。他们是山西作家蒋韵和李锐夫妇，他们说，他们也是专门乘火车赶来北京看罗丹的。虽然山西、河北两省相邻，我们却已有几年不见。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眼前掠过陌生的观众，身后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和克洛代尔美丽的躯干。罗丹包围了我们，令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本是共同赴了罗丹之约而来，只有罗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们从各自的城市聚到这里。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不提罗丹，也不提他为我们创造出的一切神奇。我们甚至没说什么话，我好像害怕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罗丹面前我们无须语言，我们都已明了思想着才是美丽的。

人生的奢侈却原来是极为有限的，《思想者》们能够远涉重洋落座于古老的北京已经不易，我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人类的奇迹，我还能够在这奇迹面前与久违了的外省友人相遇，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紧的不在于这奢侈转瞬即逝，要紧的在于你真的奢侈过，即使罗丹已回故乡，即使友人也离你而去。

入冬时节，蒋韵从山西打来电话又说起罗丹，她告诉我说，我们去看罗丹那天是3月10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都深深地感谢着罗丹。是罗丹约会了我们，是共赴罗丹之约，使我们得以收获悠远而长久的思想的时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