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

席慕蓉

     1我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在南京逸仙新村的一个小学里，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容颜。

    我的女儿是三岁多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也不过是去随便玩玩。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那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举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小朋友们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等到学校的广播通知一响，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操场。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饱满，身体结实，低年级那些小朋友们，更是扭得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而此时，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瞩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孩子都特别熟悉。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反而想去做一个潇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时，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平常公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灯下，我不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而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对外面的一切拥有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注】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

    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贾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谅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众人不解其语，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从头再来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他要死了。他所患口咽癌已到晚期，无法治愈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父亲的确击败了疾病。

    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①“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搬离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父亲带我们进了电梯，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到了5楼，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种颜色。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瓷砖——红色、黑色、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瓷砖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说过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办到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砖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大楼楼下，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②“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十数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

（2016年8月第15期《读者》，有删改。）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有删改）

旗杆子

冯骥才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叫旗杆子了。十二岁已经高人一头，二十岁时高人四头。饭量如虎，别人一顿饭顶多吃三个馒头，他吃八个，还得喝四碗粥。

男人向来靠干活吃饭，可是能叫他干的活儿只有三样：盖房子时往高处递砖头瓦片，擦洗店铺门上边的招牌，天黑时点路灯；别人用梯子的事他全不用，可是这种活儿并不常有，这就得叫他饿肚子了。然而，他饿肚子，并不全是活儿少，还因为他怕见人。他走在大街上，孩子们总拿他当作怪物，笑他，骂他，用石头扔他，但他从不回应。他怕人们见到他时，露出那种吃惊和嘲笑的神气。

他从不招惹任何人，人人却可以招惹他。他平时很少出门。这么大的人，天天窝在家中，肚子和饭锅全是空的。他怕人，从不和人说话，好像天生不会说话。没人到他家串门，也没人关心他的肚子。

清明后的一天，他上街找活儿干，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到处乱撞，忽有两个穿戴像模像样的中年人笑嘻嘻迎面走来，仰着脸问他：“我们给你一个活儿，一天三顿饭管饱，外加五个铜子儿，你干吗？”

旗杆子一怔，他不信有这种好事，多半拿他找乐。这两人说，他们是西头公园的，给他的活儿是站在公园门口收门票。真有这种好事，还管三顿饭吃？是不是天上掉馅饼了？他当即答应了。

到了西头公园，他的差事确实如那两个人说的，再简单不过。他每顿吃十个馒头居然也没人管。他愈想愈不明白，这种事谁不能干，为什么偏找他？

自从他站在公园门口那天开始，游人居然翻了两番。公园园长说他衣服太破，像个超大乞丐，就请来裁缝给他缝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用的布比公园客厅的窗帘还长。头发剪成平头，还给他特制了一顶皮帽檐的制服帽，大小能给酒坛子当盖儿。郝园长还用彩带给他缝个胸花。这样，他即刻成了一景，全城各处的人都跑来看。来到西头公园的人，不只站在公园外边看他，都要买张门票递到他手里，尝一尝这世上难得的神奇。公园赚大钱了。

为了叫旗杆子变得更高大，更神乎，更有光彩。郝园长叫厨子给他菜里加些肉骨头和鱼脑袋，旗杆子天天吃得周身冒火。腰身很快宽了一倍，这一壮，更威风。

可是，这就叫公园里其他人心生忌恨。暗地骂他这个没人要的怪东西，居然跑到这儿吃鱼吃肉，成了人上人。

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的人见到这个天下罕见的巨人，便会给一点赏钱。旗杆子收下后，知道这钱不该归自己，不管多少，尽数给了郝园长。可是公园里其他人说他私藏了不少赏钱，这些话传到郝园长耳朵里，郝园长说：“你们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藏钱你们看见了？”

有人把郝园长带到大门口的门柱边，支上梯子，叫郝园长爬上去看。这墙柱顶端铜球底座下边竟然掖着一些钱，有铜子儿、银元，还有洋人的纸币。旗杆子比墙高，铜球在他身边，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钱藏在这里。

郝园长火了，把旗杆子叫来劈头盖脸一通骂。旗杆子站在那里，嘛话没说，也不分辩，表情发木，只是脸不是色儿，最后他把长衫脱了，帽子摘了，转身走了。

郝园长是有脑子的人。等事情闹过去，他便琢磨，那钱真是旗杆子藏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拿回家，干嘛掖在墙头上边？他暗想，是不是有人做手脚，成心搅局？可是，旗杆子离开他这儿之后，哪里还能找到一天三顿的饱饭吃？

这事对郝园长也是一样。旗杆子一走，他的公园好像荒了。他就又跑到老城内外去找旗杆子。一连找了十天，在锦衣卫桥那边找到了旗杆子的破房子。敲了半天没动静。郝园长进去，只见旗杆子躺在床上，已经断了气儿。郝园长发现他身子板平，肚子凹了下去，肯定是饿死的。他动了良心，后悔那天一气之下辞退了这个被冤屈的大个子。

郝园长打听房前屋后的邻居，只听说过他的一点零碎。诸如他家是山东鲁西南的沂蒙山人，父亲给人扛活，父母早已死去，没有手足，也无亲友，孤单一人。郝园长心里有愧于旗杆子，出钱给他打了一口松木棺材。

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

母亲的心愿

北方

“麻警官，您母亲又闹着要出小区，倒是没在小区里翻垃圾箱捡垃圾。这都第四次了，我们劝不住，疫情的严重性您是知道的，怎么说她就是不听。知道您忙，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找您了。”

“我早晨过去又说了说，怎么还闹呢？吃喝都给她准备得很充足，口罩也买了。”麻利锋刚上卡点，母亲居住的社区张主任就打来电话。昨天张主任就为麻利锋母亲要出去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最后还是麻利锋亲自回去，才把母亲拦住了。

母亲越来越不听劝了。麻利锋最初担心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带她到市医院彻底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数据正常。大夫说人上了岁数，性格发生变化也不奇怪。

父亲在世时，母亲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还要伺候腿脚不便的父亲，每天不得闲，几乎不用麻利锋操心。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似乎就变了，主要表现是话少了，还总爱在小区的垃圾箱里翻捡废品。纸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泡沫板……只要是废品回收站要的，母亲一样也不会漏掉。起初，听小区门房的梁姨说过几次，好似母亲抢了人家的生意，话说得客气但不好听。麻利锋似信非信，家里见不到任何废品的影子呢。他忙得顾不上，就让老婆去盯了两次，果然看到身形瘦小的母亲踮着脚半截身子插在垃圾箱里，像个土拔鼠似地往外捡废品。

母亲被抓了现行后，更加无所顾忌了。梁姨被进出的车辆登记收费拖住了手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落入母亲的手中，碍于麻利锋的面子，再生气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夺回自己的地盘。

母亲是市五小退休教师，每月工资五千多。

麻利锋问她，缺钱吗？

不缺。

为啥捡垃圾？那不是垃圾，是能回收利用的废品，找点事干。

麻利锋劝说多次无效，也不能整天看着她老人家。

“老妈，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门呀！”麻利锋下卡点后急急忙忙赶回家，母亲趴在客厅的窗台上看着外面，他进门也没搭理。麻利锋从母亲的视线角度看去，正好有三个垃圾箱，“正在疫情爆发期，您的身体又那么弱。”

“我没糊涂，电视里天天在播。你也要小心点，小杰真的不能回来了？在武汉没人管咋办呢。”母亲依然没有回头，神情十分失落。

“肯定不能回来的。快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要怎么管？昨天不是给您打电话报平安了吗？您不用担心。我天天上卡点，可比您孙子辛苦多了。”

“妈知道你们辛苦，要不我才不在家闲坐着，没感染上病毒还坐出毛病来了呢。中间那个垃圾箱里扔进去两个牛奶箱，还有——”

“哎呀妈，看在我苦口婆心饿着肚子说了半天的份上，就算是人家把金条扔进垃圾箱，您也不能下去捡，太危险了。”麻利锋把母亲架到了沙发上，有些急赤白脸，母亲却笑了。

“赶快回去吃你的饭，我又不是小孩子，你比社区那几个女人的话还多。不放心的话，你干脆把老娘绑起来，让我等死算了！”母亲的脸沉了下来。

麻利锋登时泄了气，怏怏地走了。再强硬下去把母亲惹毛了，还真不好收场。安葬了父亲后，他就建议母亲搬过去跟他一起住，母亲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动员了好几次也不听。

“老太太已经出小区了，我和门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怎么劝都不听，你赶快回来吧。”麻利锋昨天没说通母亲，早上出门前就叮嘱老婆一定要过去盯着，果然时间不长老婆就打来电话抱怨，“非要去超市不可，买啥我替她去买还不行么。”

麻利锋头疼了：“唉，就让她出去一次吧，五六天没——”

“你以为你是警察就可以让家里人随意进出？老太太真要出了事你负得起责吗？”麻利锋话没说完，老婆开火了。

麻利锋刚赶到小区大门口，就见母亲戴着口罩从不远处走来，身后跟着两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推着装满牛奶、方便面的小推车。母亲冲他欢乐地挥着手，麻利锋憋着一肚子气，大声冲母亲嚷嚷：“不让您出门就是不听，尽给人找麻烦！”

“他们几个整天守在小区门口很辛苦，我就是想给他们买点吃的喝的。”母亲轻声细语地说。社区人员愕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其中一位年轻的没忍住，眼圈红了。

“老妈，您做得对！”回到家，麻利锋帮母亲脱大衣，在右边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回执单，是母亲给武汉捐助了四万元的凭证，时间正是今天，超市旁边就有工商银行的营业点．麻利锋悄悄塞回去，转身给母亲竖起了大拇指。

母亲笑得像正午的阳光那般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