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秦汉开始，中国逐渐形成天下共同体的观念。在古代，天下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儒家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是模糊的、相对的，所需辨认的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因此，这一观念成为普遍适用于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的价值。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中国社会政治危机与道德、信仰危机先后发生，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二：现如今，虽然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前，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打破资本逻辑为全球化秩序所戴上的陈旧桎梏。……与过去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资本化有所不同，新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彼此之间突破固有屏障、日益展开密切的全方位交流。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人类的普遍交往呈现出“零距离”“零时空”的态势。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材料一：在古代中国，西周的封君封臣制经过春秋战国几个世纪的磨合、演变，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极其严密、坚固，其内在的传承性也极其顽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如此无懈可击、无缝可钻、坚如铁桶？国家原则和家庭伦理同构的高度垄断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信仰和基本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队伍、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恐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皇权从来没有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分割过，无论君权是君主一人独享还是实际上被别人分享甚至被完全架空，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法律和名义上都定于一尊，专属君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兴起，但是这些宗教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和中国的皇权对抗，相反，它们很快被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材料二：在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实际上处于和贵族、教会、自治的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力并存的局面，它们既配合，又斗争，即使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最典型、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君主从贵族、教会、城市收回的行政权、司法权也是不彻底的。英国是西欧封建君主制度发展较早较完备的国家，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兵征服英国后，随后王权强化，但英国封建君主始终受到封建大贵族的制约，最典型的是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王权强化的同时，封建贵族接二连三地伸张他们的权利。……国王要求贵族提供特别（即额外的）捐助，必须征得贵族的同意。”相对于王权来说，宗教组织或教会往往又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王权为寻求自身的巩固和垄断，往往还要屈从于宗教组织和教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均摘编自凤凰文化《中西君主专制制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