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看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丹麦科学家对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家族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并将结果与对人类的类似研究进行比较，得出了新结论：人类的基因突变率明显慢于我们最亲近的亲戚——其他类人猿。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奥胡斯大学的索仁·贝森巴赫说：“过去6年来，有几项大型研究已经对人类进行了大量研究，因此我们手头掌握有人类每年的新基因突变的数量。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未对人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突变率进行深入研究。”

    此次，科研人员通过研究猿类家族，比较其不同代系之间的遗传差异，厘清了其每年发生的基因突变的数量。总体而言，新研究表明，人类的年突变率比其他类人猿约低三分之一。

    研究人员称，这些结果对于理解人类和其他类人猿在进化上何时“分道扬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研究中计算的突变率，团队提出了猿和人类分道扬镳的新时间点。

    他们估计，人类和黑猩猩在进化上的分离约在660万年前；人类与猩猩分离约在1590万年前。而先前的估计表明，人类与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分离时间分别约为1500万、1900万和3500万年前，但这些估计数值与化石记录并不吻合。

（节选自2019年1月2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如今，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城市的繁华街道上行走，你会看到从棕黑色到深褐色再到奶油色的各种肤色的当地人。500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差异来自于殖民时期以及之后美洲原住民、欧洲人和非洲人的相遇和融合。肤色较浅的人被认为拥有更多的欧洲血统，而那些肤色较深的人则被认为有更多的美洲原住民或非洲血统，并因此经常成为被歧视的对象。

    如今，一项对来自5个拉丁美洲国家的6000多人的基因进行的新研究打破了通常根据肤色作出的简单种族假设。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新的与浅色皮肤有关的基因变异，而这种变异只存在于美洲原住民和东亚人群中。这意味着，在拉丁美洲，浅色皮肤可以反映出美洲原住民以及欧洲人的血统。

    研究表明，一种变体出现在基因MFSD12上。这种基因的表达减少与非洲人的肤色变黑有关。然而，这种新的MFSD12变体与较白的皮肤有关，可能反而会增强这种基因的表达。当科学家在其他人群中寻找这种变异时，他们只在印第安人和东亚人身上发现了这种变异。

（选自2019年1月27日《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三：

    经过几十年来的系统性研究，科学界对于吸烟与癌症的关系已有一个更加确定性的，甚至是定量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吸烟只与肺癌、咽喉癌等有关。但实际上，由于致癌的物质是进入血液的尼古丁，它能到达全身各处，所以吸烟可导致多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最新的癌症病人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吸烟能够与17种不同身体部位的癌症建立直接关联。而肺癌患者当中的吸烟者比例高达85%，男性肺癌患者中的吸烟者比例高达90%，反倒是由空气污染所导致的肺癌患者只占1%到2%。

    基因组测序结果还显示，吸烟肺癌患者的癌细胞当中，平均有150处突变，而这150处指的是出现在编码了蛋白质的基因部分的突变。但在整个基因组里面，真正编码蛋白质的序列仅占了不到2%而已。由于吸烟或其他原因引发的突变是随机出现的，可能发生在任何部位，所以在编码的地方找到150个突变，意味着在基因组中不编码蛋白质的位置还有着成千上万个突变。

    所以，与其说癌症是基因突变的宿命，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场赌博。我们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人一辈子抽烟，但并没有死于肺癌。因为吸烟对他身体所造成的成千上万个突变，可能都没有发生在关键致癌基因的部位，这就是概率的问题。

（选自2018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有删改）

    材料一：

    2月7日，记者走访太钢发现，圆珠笔尖钢是一个钢铁老厂专精一业、厚积薄发的自然结果。太钢工程师听取用户反馈，不厌其烦地改进，让不锈钢这棵老树上绽发新芽。

    尽管中国年产圆珠笔380亿支，但圆珠笔的钢材和加工机器都是进口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国人赚走。这一状况在全国两会上被反复提及，最终被看作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一个缩影。

    王辉绵说，研发笔尖钢的难度在于，它不能不强韧也不能太强韧，性能区间很窄。一般来说，不锈钢用得最多的添加剂是碳、硅、锰、磷、硫、铬，笔尖钢则用到十几种元素。如何添加这些元素是行业秘密，添加方法 不对，元素不能均匀分布于整炉钢水，钢材就不合格。

     “一切资料都没有，”王辉绵说，“我们用几十公斤的炼炉开始实验，成千次地摸索，失败次数已记不清了。”

    要做到均匀不容易，钢水不像一锅菜汤好搅匀，加入的元素往往聚焦不散。每次冶炼之后，要测试上千个数据，然后分析和调整。工程师们可以试着将块状的料磨成粉吹进去，也可以做成条和丝喂进去，凭借的是多年炼钢经验。

    当初步试验成功，工程师就使用一二百公斤的炼炉继续实验。然后是1吨规模的炉子；最终目标是45吨和90吨的大熔炉。从小试到中试，再到试生产，每一个环节都要靠耐心。

    材料二：

    既然制造能力没问题，为什么消费者会觉得国产笔不好用？中国制笔行业为什么没有多少高端品牌呢？

    《人民日报》记者的调查显示，虽然一些好企业的产品质量可靠，但中国3000家制笔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45家，还有大量小作坊式企业。这些小企业以仿冒为主，从东家买笔到西家买墨水，有的甚至还在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设备，拉低了中国笔业的整体质量水平，影响了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认知。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小作坊靠偷工减料、偷税漏税挑起低价竞争，破坏了市场秩序，大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对电器等耐用品，消费者可能还会以质量为重，但对不到一元钱一支的笔，消费者对质量的敏感度远不及价格。假冒伪劣大行其道，正规企业的路就不好走了。”解思鹏说，“市场上除了假白雪，还有过白雷、白雾、飞雪，甚至还有黑雪，外观都和白雪笔一模一样，消费者很容易买到冒牌货。我们没少替这些企业背黑锅。”由于在国内市场被仿冒困扰，昌隆文具只好靠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贴牌出口扩个大销量，出口比例高达75%。

    低价竞争的直接危害，是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的动力和能力。陈湖雄说：“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还不够健全，这就导致欠缺鼓励创新的环境。一个公司花了很大力气研发的产品，却可能被仿冒打死，导致企业的合理盈利水平无法保障，无法持续提高产品品质。”这样的市场环境，造成制笔行业创新能力偏弱。

    低价竞争还使国产品牌被打上 “便宜货”的烙印。目前国产笔以中低端为主。以圆珠笔为例，2014年全行业圆珠笔产量141亿支，中低端产品占了约80%.品牌形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国产品牌迈向高端举步维艰。“同样的技术，同一群人，同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贴上国际知名品牌可以卖四五元一支，换成国产品牌，卖两元就少有人问津了。”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11月25日，以“幻想无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闭幕。与会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行业近年来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前景乐观。

    会上，南方科技大学发布了《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2018年上半年，原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前六个月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中国科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呈现出出版、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局面。我国科幻小说发表平台继续增加，作品发表数量增加，质量也逐渐提高。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等几部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产业界的期待。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为科幻产业发展积蓄后备力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说。

    当前科幻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专家指出，我国科幻优质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说，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其他衍生品，优质的内容是产业的源头，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应给科幻作家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让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还有一些与会者认为，出版界和网络阅读平台应当在挖掘有潜力的科幻作家上给予支持。

（摘编自喻思南、张珊珊《中国科幻，前景乐观》）

材料二：

    “中国科幻产业的黄金时代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幻文学，一部分是科幻影视。对科幻文学的前景我真的看不明朗，但是对中国科幻影视我是抱着坚定乐观信心的。”刘慈欣说。

    刘慈欣坦言，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于一种很初步、规模很小的状态，长期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群体也很小，同时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三体》的爆红只是意外，这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的成熟。”

    对未来中国科幻影视的发展，刘慈欣称，现在很多科幻影视项目都在运作之中，2019年至少有三四部高成本的、工业化的、按照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去生产的科幻电影会上映。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刘慈欣说，即使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但发展空间广阔，中国科幻产业仍有迎来黄金时代的可能。

（摘编自马佳欣《刘慈欣：中国科幻产业需要共同守望“黄金时代”》）

材料三：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科幻小说都是属于硬科幻系列，一般是由有较高理工科背景的专业人士创作完成的，普通人很难去理解，刘慈欣的《三体》已经在故事情节上实现了突破，但是还是有很多读者表示读来吃力。科幻是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想象的边缘和交叉领域，技术细节的想象和运用确实是有理工背景的人的一种优势，但是有理工背景的人比较强调思维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忽略了作品的人文性、叙事感，内部的冲突感不强，导致故事不是很好看。因此阅读范围仅限于小众范围内，无法延伸到大众范畴。

    真正好的作品，仅靠技术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还需要更深刻的东西，需要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比如西方人关心的问题是文明冲突和对人性的终极审判，而中国却更关注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冲突和国家的崛起，有广泛文化号召力的科幻作品应该对社会自身的现实问题进行观照、做出回应。

（摘编自吴苡婷《科幻产业的发展瓶颈问题剖析》）

    材料一：

    朱显谟生长在上海农村，早早体验稼穑之苦，看到古老耕作方法的艰苦和收获甚微的悲凉，萌发了长大后改变农业落后状况的念头，立志当一名科学农民。于是他在大学选择了土壤肥料专业。

    1940年大学毕业后，朱显谟考入重庆北碚中央地质调查所，随指导老师侯光炯开展土壤调查工作。侯先生提醒，做土壤调查工作必须做到“四到一问”，即：走到、摸到、看到、访问到和最后问一个“为什么”。

    朱显谟凡事都要探个究竟。前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提出的成土过程与风化过程同时同地进行的理论，曾是指导中国学者进行土壤发生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朱显谟对它不迷信，而是在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该理论仅适于块状岩体上进行的与陆生生物进化相一致的原始成土阶段。

    1959年，为了国家建设大西北的需要，朱显谟毅然告别工作条件优越的南京，举家来到地处西北农村的中科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在黄土高原工作的50多年中，朱显谟实地考察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20多遍，三次跨越昆仑，两度入疆。他积40余年黄土高原土壤科学研究成果和结合群众的实践经验，于80年代初提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其内容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城。

    “目前，经过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等工程，黄土高原基本变绿，黄河流失土壤泥沙由13亿吨减少为了亿多吨。”朱显谟的学生吴普特说。

    （摘编自（102岁朱显谟院士逝世：为“黄河清”奉献半个多世纪》，2017年10月12日凤凰网）

    材料二：

    据《黄河志》卷一“黄河大事记”所载，把黄河泛滥、决堤的情况统计为：

    （摘编自朱显谟《再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

    材料三：

    为落实中央“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目标，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视察陕北，提出退耕还林的措施。朱先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给总理上书表达激动之情，也进一步从科研角度为国家宏观决策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摘编自张晴《朱显谟院士和“28字方略”》）

    材料四：

    为构建大生态格局，河南省民权县提出建设“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当地政府构筑起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改良土壤的林带生态屏障，呵护着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田免受风沙的侵袭。还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平原绿化等生态工程建设。

（摘编自《黄河故道起绿洲》，2018年5月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王朝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也会因时因势而变化。但无论怎样改变，交通便利是都城必备的条件之一。自五代至北宋，统治者选择在无险可守的开封建都，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封具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

    开封的陆路交通发达。商周以后，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到临淄构成东西交通要道，北行渡过黄河沿太行山前大道可到今北京一带，向南也有大道可通东南及南方各地。北宋建设的陆路交通网络是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连接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

    北宋运河水系向南沟通淮河、邗沟故道、长江及江南运河，向北沟通黄河、济水及卫河。运河通向四方，连通了全国各大水系，建立起了密集的南北水运交通网。开封居于黄河与淮河之间，这样的水路交通条件在中国古都中是绝无仅有的。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诸渠，既是官方财货赋税的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运河对于北方政治、军事的发展和南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然而，作为都城，开封的劣势也与河道水系不无关系。历史上确有数次开封城被黄河河水吞没之记录。北宋后期黄河频繁决口，汴河淤塞，运输能力大大降低。北宋之后，开封的自然地理优势丧失殆尽，十几年短暂的金朝建都开封后，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就此结束。此后开封水患日益加剧，明清时期，黄河水多次灌入城内，仅开封附近见于记载的水灾便达40多次。黄河泛滥不仅淹没村舍农田，而且将运河全部淤平。至此，开封的水路交通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取材于张清俐、张杰《南北运河见证东京城百年兴衰》）

    材料二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汴州等。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贸都会，其影响力在于规划布局的严整性、山水形胜的优越性和天赋庄严的神圣性，核心在于前所未有的都市规划和发展格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城市体系完善。《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资料和《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资料，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开封依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里为皇城，主要为宫殿区；再外为里城，为官衙与市民区；最外为新城，新城与里城相互沟通。一千年前的开封排水设施相当完备，还有专司城市救火的“探火军人”，还有官办的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按西方观念，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开封的城市软硬件设施齐备，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街市制度兴起。从西周到唐朝，我国城市建制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比如唐代实行里坊制，里坊有坊墙，每天定时关闭坊门。这种坊市建制以便于统治管理为目的，突出政治中心地位，不利于商业发展。开封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变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转型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开封拓宽街道，拆掉坊墙，允许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形成坊、市合一的局面。商业店铺沿街兴建，形成街市，交易区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建筑鳞次栉比。

    商业贸易繁盛。当时宋朝首都东京，人口达百万，居民、商人经商不但不受空间约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开封城有大量的酒肆、店铺、勾栏、瓦舍，它们毗邻主要交通干道，有的酒楼内设雅间近百间，日客流量突破千人；有的街道甚至以本街区标志性的酒楼命名。这些商贸餐饮娱乐场所的出现，将市民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开封已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商业大都会。

    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开封等城市灯火辉煌；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拥有这样百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那时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规模不过万人。正如《哈佛中国史》的评价：“（宋代）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取材于张杰、张清俐《北宋东京城：凸显商业与开放》）

    材料三

    北宋对东京城市建制的变革，为城市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扫清了道路，也为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化样式的出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北宋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文人创作较为自由，这种氛围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东京城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是市井文明的汇聚地，因此兴起了白话小说、戏剧等。皮影、绘画、木版年画等市民文化产业也十分兴盛。

    东京城是文人雅士、巨儒名家的聚集地，他们在此吟诗作对、填词作赋，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相比起唐诗，宋词形式较为自由，内容和词语也更通俗化，这不仅更受底层人民欢迎，也更利于民间传唱。宋代散文承接唐代古文运动并走向成熟，话本小说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书法艺术继晋承唐，技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宋代绘画不仅表现为一门艺术，更表现为一种技术。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书画行业开始兴盛。东京城最繁华的街市高头街、大相国寺一带的庙会，都曾是书画商云集之地。年关节日，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在市场上热销。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东京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道经、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其绘刻之精美让人赞叹不已。

    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文人来说，东京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在作品中直接呈现东京的繁盛景象，“一画一书”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孟元老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对都城写实性的描述，让后人对这座弥漫着文化气息的都市充满了向往。

（取材于朱金中《开封：繁华如梦境的宋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