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

材料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而目前的多极化趋势，将成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基础。多极化为各国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意思、希望及雄心。只有通过国家间持续的对话，交流观点，才有可能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材料三：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上表中，中美贸易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

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良好，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后，中国逐步推动与联邦德国的民间往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降到了冰点。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二：1993年，德国实施“新亚洲政策”，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企业认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行业都有前景”，纷纷进军中国市场。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实现外交政策“正常化”作为重要目标，对外不依附于任何国家，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并与中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多元认同”。中国认为加强中德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各自国际地位，扩大各自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并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等

材料  随着中苏论战的加剧，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与东欧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的关系也出现不和。鉴于这样的情况，中国试图在外交上不再受制于苏联，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中寻找同盟者。法国因为与美国的矛盾扩大，想要维持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再做美国的附庸，对华政策方面也不用再跟随美国。戴高乐想用法中关系缓和来教导美国如何正确利用中苏分歧。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双方不约而同地开始考虑中法建交问题。经过多次秘密谈判，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次日，中国发表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建交的。2月10日，台湾与法国“断交”。

不满于美国独断专行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在西方联盟上撕开了一个缺口。继法国之后，意、英、荷、西德等西欧大国分别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其原因不能排除法国的外交政策对它们的某种影响。西欧国家的这些外交举动，与美国的外交方针大相径庭，对美国继续执行顽固的漠视、仇视中国的态度是个极大的贬斥，也是对美国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鞭策。同期，除西欧之外，亚、非、拉也有十多个国家同中国先后建交，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亦于1970年与中国建交。

——摘编自高嘉懿《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