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18世纪，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丝绸、茶叶、香料等）。……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机械设备等也漂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市出现生产凋敞，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直到18世纪初，人类主要使用水力和木材等可再生能源，但这时英国一些冶铁炉因为木炭短缺而不得不停产。工业革命初期，水力比煤炭更为廉价，许多英国纺织厂仍然依靠水力；由于煤炭运输成本较高，一些新工业企业不得不建在煤田附近。

材料三：黄君（黄佐卿）于光绪七年（1881年）建丝厂于沪上。丝车仅一百部，各项机械均购自意法等国。惟是时女工都无充分训练，工作不良，丝质随劣；且所有出品须运往外国市场，向绸商兜售，输运需时，周转为难。自光绪八年至十三年，营业失败，资本损耗殆尽。光绪十三年后，丝厂事业逐渐发达，丝车自一百部增至九百部。后法国绸商渐知中国除土丝外，亦有机制厂丝可供应用，乃相率电请驻沪洋商就近采办。此项办法始自光绪十九年，迄今三十余年，未尝变更也。

——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材料一：德意志人文主义学者大都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所以他们深受“分外纯粹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开始抛弃基督教的来世观念，注重人的现实生活…….新式世俗性教育在德国发展起来……马丁.路德接受了科学知识教育，并第一次听到“改革”这个词，第一次读到《圣经》全译本，“极感震惊”。

———摘编自朱婷、郑祖珽《文艺复兴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

材料二：在伏尔泰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是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摘编自高毅《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材料三：19世纪60—90年代，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极具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    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却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

———摘编自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