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

王必胜

    时下，生态文学是一个亮点。生态与文学的关联何在？生态文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志于此的人们所关心的。当一个社会自觉地以自然为友，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就会直接影响社会的进程。特别是人们面临着生态自然的好坏，环境条件的优劣时，会对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如何与GDP同步发展等问题有新的期待与新的诉求，于是，文学自然而然地就会把生态发展水平纳入自己的视野。文学为生态建设，为环境保护，为自然可持续发展，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纵观全球，生态文学渐渐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关注点。

    生态文学，其实是大自然文学，是书写人们在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心情感受。生态文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生态环境成为书写的对象，山水田园，风花雪月，自然生灵，皆成文章，铸成大雅。“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春来江水绿如蓝，谁不忆江南？”是自然的吟唱，是生活的感怀，是风光的唯美颂歌。二是，忧思于自然世界的恶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所谓寻找“诗意地栖居”，生态优化型的社会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于是，在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笔下，生态自然成为主角。书写高山大漠、森林河流的治理保护也为一时之盛。社会呼唤文学的多样化，而生态文学的出现，更让文学的多样成为可能，有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正因为生态文学的界定莫衷一是，所以生态文学的历史状态和文本样式也相应地难以归类。但是，对于优美的自然，倾情地讴歌，从中提炼出醇厚的诗味，纯美的文意，是一切类似的文学经典化的表达。如果宽泛地理解的话，生态文学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东晋时期的山水诗巨将谢灵运的山水诗，其清新的韵致，其闲适的意境，其婉约的意象，给人一种心闲气自华，有牧歌般的轻快情味，从中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恬淡，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亲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成为千古绝句。大约相同时期的陶潜老先生，以采菊东篱的闲情逸致，唱出了自然与人生的高致情味，其意象与境界，是自然生态的优美写照。他们或许是中国古典生态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美国的梭罗，瓦尔登湖旁的轻唱微吟，远离尘嚣，以自然为伴，以沉静自修的禅心，把文学的功利与社会的负累置之脑后，人生的旷达与疏放，成为作品透视出来的精神光点。还有，俄罗斯的普列什文，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他的《林中水滴》《大自然的日历》《大自然的眼睛》，细腻描写了大自然世界中生命的平凡与灵动、坚韧与高洁。高尔基评价说：“他的心灵与土地、森林、河流，结合得如此完美，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从未见过。”帕乌斯托夫斯基评价道：“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器官”，大到一片森林，小到一颗水滴，他都有熟悉而生动的书写。

    所谓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对大自然生动而沉静的书写，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精神舒缓的抒发，是一种充满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纯。因此，作为生态文学的倡行者和实践者，我以为，主要是用一种亲和的态度，描绘出每个人心中的自然，以人性情怀书写每个人心中的自然风物。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就是生态文学之魂。如同陶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自得的优雅，如同梭罗的心闲神定的自在，如同普列什文的笔下，那些自然生灵，有如亲人似地悠游于你的身边，牵手于你的衣袖，或者，你以“亲人般的关注”，将自然“艺术化的方式，打动人心”。当然，还有，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家，也要像普里什文一样做生态和环保主义的捍卫者，贯穿在身体力行中。

    生态文学不仅是一种纯美的文学，她的厚重在于，既书写这个自然世界的优美和谐，丰姿神韵，也抒发人类对于大自然保护的一种责任。可见风物，也见人文，表达对于消失的风物和失落的生态文明的忧虑。也许，后者是当年陶潜、普列什文、梭罗们所没有想到或做到的，而凸现人文精神，为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文学的书写，是生态文学行之高远的灵魂与精髓。

（选自2013年01月11日 《文汇报》）

历史是否有逻辑

陈乐民

    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走经世致用的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最终离不开当时的为世所用。中国人写史，离不了记言记事，到今天还是这样，脱不出以史为鉴。稍微有些哲学意味的史论几乎没有。

    ②历史哲学是欧洲的特产，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哲学比较发达。先也是从叙事开始，到近代便有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把人文因素融进历史。伏尔泰、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这是几大家。他们的历史观，无论是唯心唯物，都是理性历史。

    ③然而，大历史是理性的，人们经验的历史却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是“宿命的”，似乎历史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却相反，它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例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是理性的；要以新代旧便难免发生革命，则革命是理性的。但历史是人表演的，革命是人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并不能由此说人天然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没有疯子了。

    ④历史是任人“装扮”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道德学家从中看出道德律；崇尚格致之学者从中看出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从中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兵燹征战；博学深思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和沉沦；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理性的、有序的；经验论者说历史充斥了非理性，是无序的；乐观派说历史总是随着文明的脚步向好处发展的；悲观派说否！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前进的；20世纪的史学家们则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施宾格勒在世纪初就曾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⑤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时代经验——人们还是相信经验胜过理智——他们向19世纪的理性批判史学发难：你们太过相信人类的理智，你们的头脑清醒得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浑浊的秽物都滤掉了，历史绝没有那么透体通明。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无比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人世间的理念，或者叫作目标；也可以适用于某人某时某事，如说某人在某时某事上是很理智的，但不可能说某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上都是理智的。更何况，理智会异化，异化到它的反面，变成非理智、反理智；当把理智神圣化的时候，“理智”尤其会转为非理智，直到变为疯癫。

    ⑥或许仍是东坡居士有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20世纪的真面目，是因为身在其中；等到下个世纪或再下个世纪可能就比较客观了。然而也不尽然；因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有愿望、有情感、有利害关系缠身的动物，所以纯客观是没有的。于是在看历史问题时不免戴上今天利害关系的眼镜，历史终于还是客观不了。

    ⑦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精神的历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但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又总是人的行为。

（选自《敬畏思想家》，三联书店出版社）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中，文化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加强文化传承，而文化的传承要靠人。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正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例如，一位教授的演讲，通过视频可以即时让无数观众收看，但演讲人的感受、感情和言外之意还是会有所流失；缺乏现场氛围和互动，受众的收获必打折扣。还有人认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此也应辩证地看，有了书籍就一定有文化传承吗？现在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读《论语》《孟子》《尚书》《周易》？又有多少人把握了书的真谛？书籍记录的思想和文化每倒一次手，就可能丢失甚至扭曲一部分信息。文化的传承还是要靠人与人之间以“情”进行联结和沟通，其他的媒介和方式都是工具、手段，只起辅助作用。

    人们传承文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渠道。以色列能成为中东的强国，它靠的是什么？主要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需要后人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时代意义。

    学者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引起重视。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看门人，清楚库存，防止“宝贝”丢失。学者也要成为文化宝库的导游，熟悉其中的“宝贝”，就像导游熟悉景点、路线及其掌故一样。学者还要成为文化传承的警醒者和指路牌，告诉人们每条路将通向哪里。在中华民族奔向“理想国”的漫长征程中，孔子、孟子思考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要走哪条道路。明朝中叶，当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时，王阳明几经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提出“致良知”，让很多人看到深埋着的“良心”会照亮世界。可以说，学者在文化传承中肩负着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之路的重任。

    文化的传承既然靠人，自然就是靠“话”——活生生的、人人能上口的话语。目前有关儒、释、道的书汗牛充栋，但平易的话少而艰涩的话多。文化传承的“话”应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听就懂，懂就记住，记住就做。比如“天理不容”“丧尽天良”“天地良心”“知行合一”，都来源于宋儒、明儒，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嘴里、心里。我们需要一大批学者做高深的专业性研究，这样才能不断输送思想养料，但也应认识到，要让思想文化对老百姓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需要将研究成果普及到民众中，防止“术语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

（选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也称为未明言知识。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波兰尼认为，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表明了隐性知识的存在。

    波兰尼提醒我们不要把隐性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隐性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地表述，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绝对地不能言说。波兰尼绝不只限于承认隐性知识的存在，他更主张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在波兰尼看来，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

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体中的、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知识，隐性知识以个体内在携带的“意会模型”为中心，这些意会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的世界的指导原则。隐性知识也包含一些技术因素，包括具体的技能和专门技术以及来源于实践的经验。

    野中郁次郎也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即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隐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不能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内容有十分特殊的含义。隐性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和所谓的“诀窍”(如手工匠掌握的特殊技艺）。

隐性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提出的，野中郁次郎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与波兰尼有所不同。野中郁次郎使用隐性知识一词代表的是难于表达的特殊知识，而波兰尼所指的隐性知识是指以理解一切行动为背景的知识，也即一切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关系，野中郁次郎与波兰尼的观点也有差异。有学者说，在野中都次郎看来，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在波兰尼看来，则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的政策，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来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学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①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②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③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④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祈“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