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①在香港飘扬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②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了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

    ③4点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再有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了。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④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⑤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军营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⑥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⑦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一百五十六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⑧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十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宣告终结。

    ⑨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⑨零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英国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⑩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海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一百五十六年五个月零四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材料一：

    “从哈佛大学到合肥科学岛，强磁场的吸引力无需衡量；从扬名美利坚到报效祖国，不计得失的人生续写壮美的诗篇，”从2009年开始，在留美博士后王俊峰的带动下，8位在美的哈佛医学院博士后于八年前相继归国，扎根合肥科学岛，潜心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现在，合肥科学岛上不仅有这八位哈佛归来的博士后，还有几十位“海归”科学家，他们不计名利，一腔热血，克服家庭的种种困难，只想为祖国的科学创新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合肥在线》）

材料二：

    近期，“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话题广为流传，堪称继杨振宁、李政道后，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祖国的又一段佳话。

    在我国历史上，已有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笫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八剑下哈佛”便是典型案例。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08年以来，我国正在由高端人才流失国逐渐转为最主要的高端人才回流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是指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留学人员回流率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海外留学人员的流动状态，是测算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主要统计方法。

图1：第三次“归国潮”回流率统计     图2：2013-2016年出国留学与回国人员统计

    除了回流率，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Lockin China联合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联盟（GUCCU）以及招聘兄弟会发布的《2017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显示，54。8%的海归主要看重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好，还有超过40%的人认为家庭、朋友图都在国内，因此选择归国发展。

    该报告显示，导致留学生回国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留学国家继续发展，因此造成了大批的海外留学生归国的现象。报告显示，2017年的归国人数预计突破60万，这个数字将明显超过今年出国留学的总人数。

（摘编自2017年9月7日《每日经济新闻》）

材料三：

    虽然不少與论在解读“归国潮”时，认为主因是国内就业吸引力增强，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0年前，我国出国留学，基本上还可以界定为“精英留学”，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者主要是到国外名校攻读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从2007年到现在这10年间，出国留学的数量出现“井喷”的态势，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同时，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出国留学结构的变化，就不难解释“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这也提高了回国比。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人曾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这说明，大规模“归国潮”中，精英人才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部分“海归”回国后“水土不服”，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相当一批人的原因在于，在出国留学时盲目选择，并未做好长期和科学的出国留学规划；有的学生是想“逃避”国内高考而选择出国留学；有的认为只要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可混到一张文凭；还有的在国外求学期间严重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规划能力，导致毕业时缺乏竞争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出国留学走向大众化，我国必将从原来的“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用人单位和社会不可能再完全按学历和留学与否的标准评价、选拔人才，而会更加重视人才本身的能力和素质。高等教育将摆脱学历教育导向，重视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而每个受教育者也应该基于个体能力、素质的提升来规划学业发展、教育选择，而不能再仅仅追求学历或身份。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作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陈建强等《用书藉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2017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

材料三：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呜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氏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2017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史林静《“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材料一：

    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全球人口数量增加，垃圾增速远超人口增速，固体废弃物处置几乎成为许多城市的“心病”。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生固体废物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亿吨左右。固体废物污染强度高，危害着人们的生存环境。

    固体废物根据其产生源和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可以分为三类：工业废物、农业废物和城市垃圾。固废垃圾处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在我国，固废妥善管理和处置工作目前主要遵循这三个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国君向笔者说：“减量化就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减少废物的产生，为城市减负；资源化指可回收物或固体废物作为原料进入生产和消费环节，只有废物作为原科变成产品回到消费者手中，才算是资源化；无害化指固体废物和垃圾的处理处置符合排污许可证即排放标准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空气污染物排放、水污染物排放、卫生要求都要符合相关标准。”

    根据这一原则，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废弃物转化为能源的行动，使中国的固体废物处置事业迅猛发展。

（摘编自《绿色生活，变废为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9日）

材料二：2014年各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无害化处理率

（数据来源于《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及处理规模分析图表》）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流入，垃圾产生量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据统计，2015年全市垃圾产生量已达790万吨，日均清运量2.17万吨，日处理能力1.52万吨，处理缺口达每天6500吨。“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2017年10月30日，北京市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全市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达到90%以上”的目标。

    目前，北京市在垃圾处理上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环卫专业作业单位向社区延伸，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但居民初次分类效率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更多的是依赖物业公司二次分类，集中分类和资源利用环节靠后。造成该情况的原因，一是分类回收标准不明晰、回收设施不健全。目前分类回收桶摆放只深入到社区层面，且并未实现全市覆盖。二是垃圾回收效率低，处理成本偏高。由于目前北京市主要采取“按人按月”收取垃圾处理费的收费方式，垃圾分类和收集信息手段薄弱，在垃圾分类与否、垃圾产生体积上并未对市民形成数据管理和实质性的奖惩。三是垃圾处理网络与垃圾回收网络衔接不力。可回收物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衔接、有害垃圾分类与危险废物处理衔接、易腐及厨余垃圾分类与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衔接，这“三个衔接”并不完善，生活垃圾网络整体上处于无序状态。

（摘编自《健全奖惩机制，推进垃圾分类》《中国日报网》，2018年7月18日）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