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语汉语，如春之牡丹，夏之芙蓉，秋之海棠，冬之腊梅，令人喜爱、陶醉。尽管今天信息高速公路已将全球连接成一个村庄，尽管你的作品可能进入不同语言，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但即使如此，有些深层次的东西仍然无法转译转达，无法获得对等理解。它们涉及的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一种文化的深层编码，它们都被封存在母语里，对一些人会敞开，对其余人却长久缄默。我们如何使美国人懂得为什么“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作为一种衡量尺度，语言的可靠性甚至远在肤色之上。余光中问得尖锐：“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我们只能在母语中生存。一个汉语写作者，与其孜孜于让外国人说好喝彩，梦寐以求登上斯德歌尔摩的颁奖台，不如潜心倾听他生息其上的那片土地的歌哭，用母语的音符谱写一部部交响乐或者一支支小夜曲。只有对汉语具有像对母亲般的深情，才能够把握那一支族系的血脉，贴近那片土地的秘密，从而成功地记录、描绘和抒写，使自己的生命借助作品得到延长和扩大，使生存变得坚实。

有爱不觉天涯远

    她从小就是父亲最宠爱的宝贝，然而十五岁那年父亲在一场车祸中永远地离开了。幸福到此戛然而止，她从此封闭了自己，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她看着母亲依然衣着光鲜的上下班，和别人谈笑自如，心就像被针尖一样的刺了个遍。

    生日那天，母亲一大早就起来上市场买东西，说要热热闹闹得给她庆祝一番，并叮嘱她放学后把要好的同学都请到家里来。晚上，她独自回来，看到家里流光溢彩，桌子上摆着生日蛋糕，插着十六支蜡烛。

    她刚一进门，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纷纷往她手里塞礼物，祝贺她生日快乐。母亲在旁边兴奋地介绍，母亲问：“怎么没带同学回来？”

    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没有爸爸在的生日，我不快乐！”就把手里的礼物通通摔到地上，留下不知所措的母亲和一屋子尴尬的人，头也不回地跑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重重地关上。

    晚上，她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压抑的哭泣声。她在父母的房门口站住，房里的灯还亮着，母亲背对着她，肩膀剧烈的抖动着，这是父亲离世后，她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她也第一次发现，原来母亲的肩膀竟是如此瘦削。她默默地站了一会，终于走进去，轻轻的揽住了母亲的肩头。

    第二天，她起床时发现床头放着一张字条：“娇娇，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娘俩儿在一起要快乐的活着，他才会开心。有爱不觉天涯远，哪怕是在两个世界。”

    高三那年，母亲失业了。但她没有任何抱怨，登上三轮车大街小巷的叫卖水果。

    有一次，她走过一个路口，正好看到母亲的单轮车停在那里，有个人在挑苹果的颜色不好，价格太贵，母亲谦卑的陪着笑脸，不住地说好话，那人还是不依不饶，称完了非要再添上两个。

    母亲急了，正争执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城管来了！”母亲钱也不要了，骑上三轮车就跑。那条街正在挖暖气管道，母亲没留神，三轮车便崴进了旁边的沟里，她看见母亲麻利地爬起来，扶正三轮车，也顾不上捡掉在地上的苹果，继续蹬着车往前飞奔。

    她跑过去把地上的苹果捡起来，看着母亲的背影飞快的消失在街角，她突然蹲在地上，泪水再也忍不住的流下来。

    母亲艰难地供她读完了大学。她得到了全额奖学金，要出国深造。临走的那天晚上，母亲把该叮嘱的都叮嘱了一遍。

    她依偎着母亲，一直沉默，到开口说话时，已是泪眼婆娑：“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母亲笑着说：“傻丫头，有爱不觉天涯远，你就是去了火星，也跟妈妈眼前一样。”母亲轻轻的笑着，可是她的手却在颤抖。

    学成归来，已是三年之后。她凭着优异的成绩，被一家大公司高薪录用，还买了复式楼房。

    有一天夜里，她听见母亲一直咳嗽，就起来去看，母亲却闭着眼睛，好像睡熟了。第二天，母亲说想家了，要回去，她急了，说：“你要回哪儿去？这就是咱们的家啊！”母亲执意要回，她无奈，只好送母亲回去。母亲回家后一直咳嗽，最后竟咳出血来。送母亲去医院检查，竟是肺癌晚期。医生埋怨她：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九月的阳光灿烂耀眼，可是她的世界却失去了颜色。

    一个月后，母亲静静地去了。最后的时刻，母亲抓着她的手，嘴唇翕动。她俯身上前，听到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乖……不怕……有爱……不觉天涯远……”

    有爱不觉天涯远！她跪在母亲床前，泪如雨下。

狗皮帽子

阿成

    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但是堂堂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征用狗皮的命令下达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

    当时,我们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互打嘴巴,或者三人一组,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这种打嘴巴的“功课”,超过一百下,犯人们就打糊涂了。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齐滕把我们三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先前，我对冻死的人都是笑着脸不能理解，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井上和齐滕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他们听到我们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扒出来,弄回牢房去。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打狗的日子到了。井上对我们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接着,齐滕发给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前进。赶牛车的老板说,小子,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乱尸岗子的腹地了。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0余只,汪汪地吠着,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庞大的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膘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看,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但看得出，它们并不打算攻击活人，它们并不想找麻烦。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尸体的时候,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罢!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一个外号叫“牛牤”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牤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

    我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在我面前,已经死掉了十几只野狗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

    一个多时辰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大黑狗在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它离开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有删改）

    隔着积雪的道地望进去，堂前有些晦暗。近檐处，亮晶晶的冰棱底下，一个瘦颀的老头正身伏在几上。远远地能看见他的手指上下移动着，好像在净心一顾地拨着算盘珠。

    介绍人朝我做手势，俩人就噤声立在油冻的石门槛外。

    搁在几上的是一块长条的板，乌漆墨黑，又肉沉沉泛着光亮。声音就是从板上发出来的，叮一声咚一声，无心搭脏，却每一记都不含糊。不能说不好听，却也说不上来是怎么个好听法。

    那个人就是曾先生，那块板就是曾先生的琴——晦庵。

    曾先生刚刚从上海越剧院退休回乡，因为需要有个人照顾起居，兜三转四的，就找到了我。在这之前，经人介绍我曾去上海做过几年保姆，城里总归不习惯，就又跑回了乡下。

    曾先生收声立起。介绍人上前招呼，又急出乎拉说了我的不少好话。曾先生只问我怎么称呼，就定下来了。

    第二日一早我去上班。果然，曾先生又在老地方拨他的算盘珠了。走到门槛脚跟时，我有点犯难，好比戏文里林妹妹初进大观园，不知这一步该跨不该跨。曾先生在里面喊，进来吧。我轻手轻脚走过，他又续了一句，你忙你的，不用做忌我。说这话时，他的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一双细细长长的手顾自拨弄着丝弦。

    我里里外外忙碌时，曾先生坐在道地里晒日头看书。

    日头挪一挪，藤椅就跟着挪一挪。

    等壁壁角角都清理干净，已到黄昏。我就问曾先生晏饭趣吃什么，曾先生说随便；我说灶间需要添不少东西，就扳着指头一件件跟曾先生讲。才扳到第二个指头，曾先生把我打断了，你看着买吧。

    曾先生放下书本站起来，口气更和缓一些：以后屋里缺什么，该需该用，你都直接添置吧，不用跟我商量。

    临近月尾，曾先生就会把工钱放到堂前的八仙桌上。

    钞票是装在信壳里的。一个右下角印着“上海越剧院”的黄色信壳。曾先生真是不怕麻烦。曾先生确实不怕麻烦。每次弹完琴，他都会把琴装入那只茄皮色的锦囊，小心翼翼放到搁度上，然后再在下一遍弹的时候取出来。有一次，曾先生笑眯眯地指着锦囊问我，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我当然不晓得。曾先生又笑眯眯地跟我说，人都得穿衣服是不是？琴也一样。所以这个就叫琴衣。我顺嘴回对了一句，既然是衣裳，那曾先生为什么冬冷夏热的都给它穿同一件啊？曾先生呆了呆，然后哈哈大笑，连连夸我驳得好。接着正色讲道，礼只是一种仪式，心里有，意思到便好。比如节头年尾我们拜天地祭祖宗，也只是一份心意，还能当真计较下饭够不够丰盛，祖宗大人老酒有没有管饱？

    曾先生每日弹琴，但有定规。一般都是早饭前弹一阵，夜饭后弹一阵。听得多，我也能辨出来了。今日空腹弹的是《平沙落雁》《渔樵问答》和《阳关三叠》，昨日夜里奏的是《渔歌》《忆故人》，还有《普庵咒》。我说《普庵咒》好听，曾先生说，那我再弹给你听。他就调调息又从头开始弹了。曾先生有心，我这样讲过后，每日夜头就都能听到《普庵咒》了。

    有时候曾先生白天也抚琴，只是声音时有反复，疙里疙瘩不成调。那是曾先生在打谱。什么叫打谱？曾先生又耐耐心心讲我听，所谓打谱，就是按照琴谱还原出琴曲的过程。琴人需要反复弹奏，揣摩曲情，直至句逗清晰，音乐流畅，结构完整，力求再现原曲的本来面貌。“大曲三年，小曲三月。”打谱时最需琢磨和费时费力的是琴曲的节奏安排。因为减字谱记录的弦位和指法一清二楚，但节奏却是粗疏的，大模光景的，有很大的伸缩空间。那么标准的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没人知道，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这是减字谱的缺陷，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嗯，确实，我一个外行人听听也蛮有趣的。

（节选自斯继东《禁指》，有删改）

穿军装的牧马人

曾剑

    我穿上军装，来到这深山老林时，有一种被贩卖的感觉。我家是鄂西山里的，跑到这东北原始森林。我如果像电影里那些大兵，在崇山峻岭间真枪实弹地干几场，倒也像个兵。连队居然让我放马，成为整个连队执行任务时，唯一不带实弹的兵。

    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连队一个满脸通红的老兵，把我领到一群军马前，把一只狗尾巴草一样布满毛刺的旧马鞭递到我手中。我心里亮闪闪的希望，就在眼前的灰蒙蒙中淹没了。我没有立刻去接马鞭，而是把右手掌贴到胸前。我摸到了我的心，像这冬日山里的石头，又冷又硬。

    在老兵的背影就要消失在马棚拐角处的那一刻，我一个百米冲刺，追上那个老农一样的背影，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有怨气，我连一声班长都没喊。

    老兵转身，把右手搭在我的肩上，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慈祥的长者。

    老兵反问，为什么不能是你?

    他说完这句话，伸了—下脖子，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只盯着我的一张脸看，许久，给我一个僵硬的笑。

    我的脸上有什么?我冲到溪沟边，弯腰。在水里，我看到了自己：黑皮肤，娃娃脸，月牙眼，自来笑，这不就是个山里放牛娃嘛!

   我站起身，望着班长那个令人沮丧的背影，哀叹道，我会成为他吗?

    我顺着溪流，走向我的马群。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能是我?这两个巨大的问号，像两把弯刀，砍着我脑子里的每一根神经，折磨着我。

    指导员到马场来看我。

    指导员的到来，让我这个冷意很浓的马棚里有了一丝暖意。指导员是来开导我的。指导员说，你真行，刚当兵就是班长。班长?我直着脖子问。指导员笑着拍拍我的肩，说，对呀，你不但是班长，你的兵员还是咱连最多的，你看，指导员指着那些马说。我说，指导员，你就别逗我了。指导员说，我怎么就逗你呢?它们都是战马，曾经驰骋过疆场。现在，都实行摩托化了，用不着它们了，不忍心把它们抛弃，就养起来，任它们老去，死去。但是，马班是有编制的，它们都有编号，军委首长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二十五匹马。

    说来说去，我干的是无用功，我还以为这些马，有朝一日能驰骋疆场，或是能成为某位将军的坐骑。

    我很烦，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我的价值。

    那天，黄昏沉寂，空荡荡的大地显得悲戚。本来放牧一天我应该很疲惫，可一只马鹿的出现使我兴奋起来。我其实并不认识马鹿，是一个老兵告诉我的。老兵说，马鹿像小马驹，但长着鹿茸，特别漂亮。马鹿见了我，并不惊跑，而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用两只充满灵性的眼睛望着我。我也望着马鹿。马鹿一动不动，在黄昏的光线里，像一张色彩强烈的油画。

    然而，一杆猎枪，却要毁坏我眼前的这一切。那是一个身披翻毛羊皮坎肩的猎人。我走向他，用我的身体，挡住他朝向小马鹿的枪口，一动不动。

    天地静得一枚松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

    最终猎人枪口朝下，长吐一口气，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软了下去。他冲我喊，行，当兵的马夫，你行!

    我行吗?当那个猎人远去时，我问自己。我吓出一身汗，心都快停止跳动，血好像凝滞不流了，他居然说我行。

    那人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林子里的那一刻，我的血管跳得更厉害了，像解冻的冰河。是后怕吗?我问自己。是的，我后怕，但是，我行!我回答自己。我只是一个牧马人，制止猎人的捕杀，这不是我的职责，但是，我站出来了，站在一管随时可能把我打成筛子的老式猎枪面前。从那个黄昏起，我在我的心里，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我是个马夫，但我不可以被忽略!

    我慢慢地对我的马好起来。我从来没有重重地抽打过它们，现在，我连鞭哨都不忍心挥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