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进风暴逃生

[美]米歇尔·史密斯

   莎拉四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她的爸爸是一个渔民，买不起房子，莎拉只好在小小的渔船上长大。

   到了上学的年龄，爸爸打鱼挣的钱只够生活，交不起学费，她只好依旧住在船上，还要忍受孩子们的嘲笑。

   海港里渔船很多，渔民们都是日出打鱼，日落而息。一天傍晚，爸爸在船舱里喝着酒，莎拉自己坐在船头，看管着爸爸打到的一些鲑鱼。忽然，莎拉看到海平面上腾起山一样高的乌云，风也渐渐大了，船随着波浪摇晃起来。

   莎拉从小到大还从没看到这样凶猛的风暴，赶忙扶着栏杆跌跌撞撞地跑进船舱，喊着：

   “爸爸，快醒醒。”

   “什么事？”她的爸爸摇了摇酒瓶，嘴里咕哝着问。

   “爸爸，暴风雨要来了，咱们上岸躲躲吧。”

   “管它呢。”

   她抓着爸爸的肩头摇着他，爸爸的头撞在船帮上，他叫了起来：“你到底要干什么？”

   “爸爸，咱们走吧，这次的风特别大。”

   爸爸终于醒了酒，他出了船舱，乌云已经压了下来，狂风卷着巨浪冲了过来。

   “爸爸，你在干什么？”

   “莎拉，要是咱们不把船驶离码头，大风就会把它吹到码头或礁石上。我们必须出海，这样才能保住船，活下去。”

   就这样，这条小船一头扎进暴风雨里，浪涛一下下撞击着船帮，莎拉吓得紧紧抱着爸爸，他正在掌舵控制着船，向着大海吼了一声：“我们能战胜你。”

   在他们的头顶上方，黑云翻滚着；在他们前方，狂风卷着黑色的巨浪迎面扑来，浪尖上泛着白色的水沫，劈头盖脸地打在他们身上。莎拉的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她吓得尖叫一声。爸爸一手握着轮舵，腾出另一只手拉住了女儿。

   就这样，他们熬过几个钟头，风小了很多，海浪也平静下来，天开始变晴。父女二人仍然握着手安慰对方。

   他们掉转船头，驶向岸边。回到港湾，四处一片狼藉，木架的码头不见了，几十条渔船被撞得千疮百孔。

   只有莎拉和爸爸的船安然无恙。

   莎拉抱着爸爸说：“爸爸，你是个英雄。”

   “我不是英雄。”爸爸握住她的手，“莎拉，是你救了我们。”

   “爸爸。”她激动得流下眼泪，“我们一起战胜了暴风雨。”

(选自《特别关注》2012年11期)

    这个男人不太爱说话，独自生活的人往往这样。不过，他显得自信、平和。在我眼里，他就像这块不毛之地上涌出的神秘泉水。

    他不住帐篷，而是住在一座结实的石房子里。看得出，他是一点一点地把一座破旧的房子修整成现在的样子的。房顶很严实，一滴雨水也不漏。风吹在瓦上，发出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房间里收拾得很整齐，餐具洗得干干净净，地板上没有一点儿灰尘，猎枪也上过了油。炉子上，还煮着一锅热腾腾的汤。看得出，他刚刚刮过胡子。他的衣服扣子缝得结结实实，补丁的针脚也很细，几乎看不出来。

    ……

    牧羊人拿出一个袋子，从里面倒出一堆橡子，散在桌上。接着，一颗一颗仔细地挑选起来。他要把好的橡子和坏的橡子分开。我抽着烟，想帮他挑。但他说不用我帮忙。看他挑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我也就不再坚持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交流。过了一会儿，他挑出了一小堆好的橡子，每一颗都很饱满。接着，他按十个一堆把它们分开。他一边数，一边又把个儿小的，或者有裂缝的拣了出去。最后，挑出了一百颗又大又好的橡子，他停下手来，我们就去睡了。

母亲的《心经》

林怀民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还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20世纪50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母亲十分开朗，身体健康之时，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翌日，母亲大早起来，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疾行——每天沿着磺溪走45分钟，风雨无阻。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当时推动树木户籍制度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了声抱歉，就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每次行经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那片树林，说那是她跟龙应台救的。

2001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随行。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内地，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了出来，母亲不自知。返台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生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表示歉意，说给大家添加麻烦了。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努力康复，用3周的时间恢复了行走能力。医生说这是多年仅见的典范。然而，肿瘤无法控制，母亲的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着挫败感，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云门”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是母亲计划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欧洲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满树，花瓣飘满了整个公园。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卷照片，母亲一一念出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

第二天母亲颤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通通记不得。”病发时，医生预估她的生命还剩4到6个月，母亲却撑了22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安宁沉静地面对病痛和死亡。一次下腔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后，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眼角偶尔闪现的泪珠，泄露她的苦楚。

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读报、读书，读着读着，便歪头睡着了。2004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

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能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从被褥里伸出来，在空中颤抖画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必定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回家，总先检视案上的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而，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了。

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她的书法框裱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在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