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瓶装水真的“干净”吗
        ①出门在外，口渴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买一瓶水喝，瓶装水给我们的印象是干净方便，尤其是高档瓶装水都会标榜自己“出身清白”，“从未受到过人类污染”。例如，“王岛云雨”产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那里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干净的空气”，雨水自然清洁无比；“公元前1万年”产自号称“地球上最古老的水源”——加拿大卑诗省沿岸的冰川，水质更是纯正无比。然而，科学家指出，塑料瓶装水也有可能“不干净”。
        ②英国化学研究人员威廉·肖迪克表示，装饮用水的塑料瓶生产过程就有污染隐患，因为在制造瓶子的过程中，会使用含有锑元素的化合物作催化剂，随着塑料瓶的成型，锑元素也进入了塑料中。塑料瓶可能会持续向瓶中的水溶解重金属元素锑，这种元素长期积聚在体内可能危害健康。威廉·肖迪克对15种热销瓶装水进行化学检验，结果发现天然地下水中的锑含量是万亿分之一，而刚出厂的瓶装水的锑含量平均为万亿分之一百六十。时间越长，塑料瓶中的锑元素在水中的溶解量越大，这个过程就像泡茶一样。出厂3个月后，瓶装水中的锑元素的含量竟然增加了一倍。然而，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瓶装水包装上注明的保质期大多是24个月。另外，温度越高，锑元素在水中的溶解量越大，而人们对瓶装水需求量较大的季节是温度高的夏天。肖迪克表示，虽然摄入极少量的锑元素不会导致人生病，但是大量摄入则会诱发呕吐，甚至可能致命。
        ③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米歇尔等人发现，不少塑料瓶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名为双酚A(BPA)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与出生缺陷、发育问题以及心脏病和糖尿病患病风险高有关联。专家对它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忧，而一些国家已将该物质正式列为有毒物质。
        ④此外，荷兰研究者发现，瓶装矿泉水经常被细菌和真菌污染，污染的瓶装矿泉水对健康个体致病的危险可能有限，但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和婴儿，则有更高的感染危险。
        ⑤英国“水与环境管理协会”的执行主席尼克·里夫斯还表示，瓶装水对环境的污染也不容忽视。全世界每年用于制造塑料瓶的塑料为270万吨，这些塑料的原料大多是从石油中提取的，仅在美国，制造这些塑料瓶就要消耗150万桶石油，这些石油可以供10万辆汽车使用一年。86％的塑料水瓶最后都变成了垃圾，需要400年至1000年才能降解。这些塑料垃圾在燃烧时会产生有毒气体和含有重金属的灰烬。

和谐明善

    ①和谐，是当今社会使用频率最高而且认同度也最大的一个词儿。为什么？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谐传达的是善意，表现的是友好，追求的是美好。一句话，和谐是求善、显善、明善。

    ②道理是自明的。恶言恶语，难有和谐：刀枪相见，难觅和谐；你死我活，难见和谐。唯有善字当头，善待天下，才能赢得和谐，享受和谐。

    ③和谐明善，关键在为善。为善无大小、无远近、无厚薄、无你我。只要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能够善气迎人、善意待物、善对环境，就会使明善和谐现，春意无限艳。

    ④人无贵贱，人格平等。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善意，关系紧张，和谐就会成为天边云，地边风。讲和谐，首先就要与人为善：对人要有爱心，要有暖意，要有担当。遇到忧人勿乐，碰到哭人勿笑，面对失意人勿矜。在平时的待人接物中，一要丰，出任不去任己意；二要厚，处事不去任己见。贵了不娇，富了不奢，谦以对人，虚以接物，主动拆墙透绿，善于以心换心，生活求和气，工作求和气。

    ⑤环境不是小事，它既可影响心态，亦可成就心态。讲和谐，就不能不重视环境，不得不善待环境。如果不把环境当回事儿，以至见天落土，见水发臭，鸟儿颤抖，哪还有和谐可言！与环境为善，不仅要龙吟芳泽、虎啸山丘，而且要使“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使天更蓝，树更绿，花更红，草更青。毕竟，环境有生命，不可随意损毁；环境有感情，不可肆意践踏。有言道：“天意怜幽草”，“草木有本心”。只要善待它们，它们就不仅会与你和睦相处，而且会给予你更多：养眼、增氧、提神、添寿。

    ⑥和谐明善，贵在实践。只有施舍不倦，求善不厌，修身践言，和谐之风就会以“其声和以其柔”的浓浓爱意洒满人间。

桃花源记（节选）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世界视角看丝绸之路葛剑雄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言而喻，但中国人几乎从未主动利用这条路获取利益；相对的，回鹘、阿拉伯商人途经此地，把丝绸贩运到波斯、罗马一带，成为了直接的获利者。丝绸一经传入西欧，立刻成为了上流社会追逐的奢侈品，价格一度比黄金还贵。正是这样的市场需求驱使了一批商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持着这条路线。

    安史之乱后，古丝路被切断，中国经济中心持续南移，海上商路逐步形成。在此之前中国的海上从未开放外贸，还经常实行海禁、迁海，民间的海外贸易自然被长期禁止。元朝虽有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但朱元璋认为海外有敌对势力，在明朝实行了更严格的海禁。

    “片板不得下海”。清朝时，为切断郑成功与内地的联系，中央下令从辽东到广东，所有沿海要腾出20~50里的无人区，农田荒废，更谈不上海外贸易。

    在严格的限制下，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存在，但能够利用其获利的中国商人微乎其微。上世纪在印尼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是一艘唐朝后期的船只，打捞后清理出6万多件中国瓷器和大量中国钱币。这些瓷器质地粗糙，只有一套阿拉伯风格的瓷器比较精美，考古人员推测此为船主自用，而粗糙的瓷器和钱币仅仅是顺路带回的货品而已。

    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几乎都有六七十艘大船，最远到达东非的肯尼亚。然而，在世界史评中，这次远航的意义远不如哥伦布的新航线。我们认为，这和两次航海的性质不同有关。郑和下西洋毫无疑问是中国航海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航海的重要目的是为永乐帝朱棣政权做宣传，到海外诸国赏赐天朝物产，带回各国的朝贡物品。相较而言，西方航海家发现新大陆，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发现，为人类的认知做出了贡献。

    尽管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但中国古代却从未为其命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这与中国古代长期的“天下观”及“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关。

    古代的中国历来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概念，庙堂和江湖都认为四海之内尚存许多还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无需统治，加上黄河流域能够产出足够丰富的物资，因此也无需了解外面的世界。在这样的观念下，古代中国根本不可能和周边开展正常的贸易交往，朝贡则成为了小国与中国交往的唯一方式。中国与周边小国的交往讲究薄来厚往，所以后者朝贡的积极性更高。

    正因如此，今天的“一带一路”只是借用了丝绸之路名称，而不是要重建一条一模一样的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提倡的“一带一路”并非重复历史，既不是同郑和一样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像西方殖民者一般借海外貿易来侵略，而是建设一条全面开放的旨在与他国友好合作的积极之道。

（选自《环球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