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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的母亲
韩浩月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呆住了,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在看,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想要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10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可是,我总是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养她的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还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通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中国青年报》(2015年08月04日12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