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而降的母亲

韩浩月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呆住了，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在看，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想要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10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可是，我总是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养她的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还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通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中国青年报》（2015年08月04日12版）有删改

老人与剃头店

王丹枫

       拿起剃刀，就是一生。六十多年前入行做学徒时，他压根儿就没想这么多，只想讨口饭吃。

       剃头店老气横秋，还待在老地方。说来也算是奇迹，这条街的商铺拆的拆、挪的挪，唯独它岿然不动，凝望着疲敝的旧时古道和劫后的万卷斜阳。当然，关门是早晚的事情，四面八方的脚手架和挖掘机已虎视眈眈。

       店里的格局几乎没有变化，只是老摆设旧的愈发像古董。两张老式铸铁理发刮脸椅锈迹斑驳，像耄耋老人脸上的褐斑，坐上去挪动一下就“咯吱”作响，随时有散架的危险。红色木框大镜片前的长条窄木架上浸满了油渍，手动推子、折叠剃刀、剪子、梳子闲散地躺着，像酣然入睡的醉汉。墙皮剥蚀得厉害，不少地方已露出青砖颜色。屋内唯一鲜亮的是，墙上贴的二十多张上世纪八十年代明星写真。水磨石地面似是被蚕咀嚼过的桑叶，到处是小坑。屋顶敷满了旧的发黄的报纸，正中央垂下一只原色难辨的吊扇，唯一的一盏钨丝灯泡不动声色发着稀薄的暖光，把人的思绪直往“油尽灯枯”这个词上拽。三十多平的剃头店里有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时光在这里老熟得快要睡去。

       还记得我走进店时他错愕的眼神，“剃头？”他很不确定地问了一句。“是的，修边。”我边说边径直走向刮脸椅坐定，他取出白布一甩，往我身上一搭，拿起手动推子，只听“咔嚓咔嚓”响，没一会儿，地上落了一层乌黑的碎发。

       “太稀罕了。”他边动推子边说，“小伙子，你是我这店里近十年来的第一个年轻客人。胆子可真大，就不怕我把你的头发给剃坏咯？”“怕就不进来了。”我答道。说实在话，我还真有点担心剃得太接地气。后来一看，真不赖。他说他孙子十六七岁后就再也没来这儿剃头了，看不上他这个老头子的手艺。说到这儿，老人深深地吁了一口气。镜子里的他一脸荒凉，与他堆雪的白发，遥相呼应。

       “要不要刮脸？”他问，“就是冲着这来的。”我这是头一回，蛮期待。他先用一块洁白的热毛巾敷在我脸上，软化胡须，一两分钟左右取下，再用毛刷蘸满肥皂沫涂在我的两鬓及胡须上，紧接着，见他取出闪着冷光的剃刀在发亮的荡刀布上来回荡磨，满屋子“嗞嗞啦啦”的清音在跳跃。他用左拇指和食指撑开我面部毛孔，刀锋上下翻飞，刀片在两指间轻松滑动，边刮边用手摩挲。他就像在鼓掌间玩催眠术的大师，我闭着眼快要闯进梦里。

       “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是这爿剃头店的对联，我刚进门时就记住了。问他这爿店人气最旺时火到什么程度，他说，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每天店门一开，十来张刮脸椅上坐满了客人，长条排椅上候着的人侃起了大山，外面排队的少说也有几十来号人。那时在这里剃头就是时髦。而今，这爿剃头店冷清的寂寥，剃完头跟他聊天的这几个小时里没一个人光顾。

       “找我剃头的都是在这条老街住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习惯了我的手艺。现在，这条街拆得快差不多了，大部分人家已经搬走了。一些老哥们都没来找我剃最后一次头，就撒手去了，太不够意思！”他似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跟那些先他而去的老伙计们在隔空对谈。我再次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瘦得只剩下个框子，整张脸像揉皱了的虎皮宣纸，浑浊的眼神里尽是无字故事，苍老得那么教人心疼。_

       快八十了，人间事差不多都看遍了。干了六十多年剃头匠，他养活了膝下的一帮儿女。儿孙没有一个人愿意继承这门手艺，即使在老式剃头店风行的年代，他也从未正式提出过让谁接他的班。他心里清楚，这门手艺到底是过时了，早晚有一天连同他的整个人都会被带进棺材里去的。

（摘自《中学生报》2016年2月）

美猴王，姓章

    猴年，谁是中国“第一猴”？孙悟空。姓孙，猢狲的“孙”。

    孙悟空，出自《西游记》，按通常的说法，作者是吴承恩，所以孙悟空又应该姓吴。但吴承恩的小说里孙悟空什么样？“七高八低孤拐脸，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獠牙往外生”，好像和我们脑海中的美猴王又不一样。

    大家心目中的孙悟空形象从何而来？依我看，大家印象中的孙悟空恐怕不姓吴，而是姓章。靠着章姓人家的再创造，才演绎拼贴出今日千千万万中国人眼中面目清晰、活灵活现的——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齐天大圣孙悟空。

    在章家之中，眼下名气最大的应该要数章金莱。也许你更熟悉他的艺名：六小龄童。

    这四个字一出，恐怕在中国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国民大圣”也不是一代人就能造就的。在“六小龄童”章金莱堪称出神入化的表演背后，是章氏家族作为“猴王世家”几代人的心血。

    我国不少戏曲剧种中，都有以孙悟空为主角的“猴戏”桥段，章金莱的老家——绍兴的“绍剧”，也不例外。章金莱的曾祖父章廷椿、祖父章益生，都以猴戏闻名；而到了章金莱的父亲章宗义那里，更是因为在猴戏上造诣极深，被誉为“南派猴王”。章宗义从小痴迷戏曲，得家学真传，六岁从艺，因此得了个“六龄童”的艺名。章宗义还有一个擅演老生的哥哥叫章宗信，七岁从艺，艺名“七龄童”。有兄弟如此，家学渊源可见一斑。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六龄童饰演孙悟空，七龄童饰演猪八戒，一对兄弟分饰“大师兄”“二师兄”，一时传为趣事美谈。

    六龄童章宗义一共有11个孩子，章宗义的后代当中，今天名气最大的自然是最小的儿子章金莱，但当初最先接受“南派猴王”衣钵的，却是他的二儿子章金星。章金星天分极高，三岁开始就随浙江绍剧团演出。章金星七岁时，浙江绍剧团在上海为周恩来总理和到访的外国宾客演出《大闹天宫》，章金星出演罗猴。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上台接见演员，还特别抱了抱小猴子章金星，叮嘱“六龄童”章宗义“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由此，章金星便得了“小六龄童”的艺名，而周总理抱着小六龄童的照片也成了绍兴人记忆中一个经典的瞬间。

    然而，或许是天妒英才，小六龄童章金星因罹患白血病而早夭，年仅16岁。而他的小兄弟章金莱则接过了南派猴王的传承，为有别于哥哥，取艺名“六小龄童”。虽然有着父亲的亲传以及家学的渊源，但“猴四代”六小龄童的成长依然浸透了他个人努力的汗水。章金莱本人是个高度近视，眼光缺乏灵动和神采，这是演猴戏的大忌，为此他经常盯着日出时的太阳或者快速运动的乒乓球看，“强行矫正”自己的眼神，这才有了电视剧《西游记》里孙悟空永远灵目圆睁的生动表演，而最终造就了被许多观众奉为“不二经典”“无法超越”的美猴王形象。

    而六龄童章宗义，虽然培养了六小龄童这样优秀的接班人，却依然未曾放弃自己的艺术人生，2012年，年近九旬的章宗义接受媒体采访，依旧时不时忍不住耍上一段猴戏，并留下了那段著名的感慨：“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登台演出。有的人一上台就下不来了，但我知道我能演。”两年后，章老驾鹤西去，但他对艺术的追求、章家四代猴王对艺术的追求，依然在那句“有的人一上台就下不来了”的自我告白中，在六小龄童依然活跃的身姿中，活灵活现，熠熠生辉。（有删改）

梦想背后的故事

文/王列

    王老师没想到一向很听话的燕红，突然变得这么倔强。

    进入高二，学校对学生进行分流。所谓分流，就是根据学生的爱好特长以及文化课基础，把爱好相同的学生分到同一个教学班，这样便于管理与教学，也有利于学生发展。燕红的文化课基础很好，老师希望燕红专心学习文化课，想不到燕红坚持学习美术。实事求是地说，学美术的学生文化课基础多数较差，文化课基础这样好的一个学生，学习了美术，王老师觉得非常可惜。

    王老师做了很多工作，想不到燕红却毫不动摇，他异常生气。他想跟燕红的父母交流一下情况，让她的父母劝说她，偏偏他们都在外地打工，通过电话联系上后，他们都表示孩子学什么由她自己决定。既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她，干脆先让她学习一段时间，如果她觉得不合适，再让她回到普通班级学习也未尝不可，王老师有些无可奈何地想。

    转眼间，一个学期就过去了。期末考试，燕红的文化课考得很好。让王老师想不到的是，她的绘画也几乎是最优秀的。王老师询问美术老师燕红今后发展潜力如何，老师赞扬燕红说，她对色彩和线条非常敏感。王老师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有些莫名的失望。

    高三下学期，市电视台组织一次以“我的梦”为主题的中学生绘画大赛。大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初赛，学生自由创作。第二个阶段是决赛，学生现场作画。学校很多学生都参加了比赛，但是进入决赛阶段的只有燕红一个人。这次比赛除了看学生的绘画基础，还要比学生的想象力。不用说，凡是参加比赛的，绘画基础都不错，谁的想象力更强，谁肯定会胜出。

    通过前几轮的比赛来看，燕红的想象力非常强，几乎每一张画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最后一次比赛的题目是“梦中的家乡”，只要胜出，燕红就会获得冠军，大家对燕红也非常期待。然而那幅画燕红却画得非常普通，甚至连一点想象的成分都没有：弯曲的柏油马路、低矮的远山、清清的小溪、几块石板搭成的小桥、还有低低的石头房子……

    当然，燕红与冠军失之交臂了，大家都为燕红感到惋惜。

    “自从参加比赛以来，你的每一幅画都是充满想象力的，为什么最关键时候的这幅画这么普通？”主持人问她。“我梦中的家乡就是这样的！”燕红说这话时，眼里已经充满了泪水。“为什么不是更美好一些的呢？”主持人感到奇怪。“我梦中的家乡就是这样的！”燕红再次强调说。“作为这次比赛的亚军，电视台会帮你实现一个梦想，您的梦想是什么呢？”主持人问。“我想找到一个和我画上一模一样的地方，哪怕十几年前曾经这样也行。”燕红说。“能告诉大家为什么吗？”主持人问。燕红说这是她的一个秘密，她非常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主持人只得答应想尽一切办法帮她寻找。

    电视台通过多种方式，最终还是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是几千里路外的一个小山村，而燕红的秘密也随之揭开，原来她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被拐卖的时候，因为年龄太小，根本不知道家乡是哪里，只是隐约记得自己家乡是这样的，而家乡的样子也曾一次次闯进她的梦乡，于是她发誓学习绘画，画出家乡的样子并找到家乡。这个秘密，此前，她没告诉过任何人。

    知道实情后，王老师感慨无限，他不禁暗暗告诫自己，今后一定要尽量尊重学生的选择。因为，有时，你不可能知道学生有怎样的梦想，也不知道这个梦想背后有怎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