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阮元（1764~1849年），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凤兴盛。阮元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救。

    阮元是一个勤奋的人，聪明好学，在读书时多少注意学以致用，不间断地研究学问，在治学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编撰有《掌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校刊记》、《经籍幕话》《积古斋钟鼎弃器款识》《国史儒林传》等巨著。

    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卉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了长达一千多年辉煌的译经事业，这一时期，翻译理论主要显现在佛经翻译方面。晚明时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趋于衰微，出现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中国士大夫们面对外患内乱的国势，期望通过会通中西哲学、宗教、科学，以期达到富国强兵。

                          ——摘编自何晶、申连云《明末清初翻译高潮成因分析》等

材料二

正是靠着一批留学生、一批精通外文又心甘情愿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性文献，十月革命的经验才被传入并融化进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大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才得以迅速提高。大量马克思主义译著的出现和有关苏俄问题的译介，尤其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翻译和传播活动，给中国人带来了新思想的火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提供了理论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摘编自王英鹏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功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