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 ，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材料一：

    “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确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危机淘汰了很多落后的，再一次占领市场的时候必须是先进的.正是危机的不断刺激，才有世界经济的波澜壮阔的发展，才有不断地创新。中国不得不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依然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技术是人家的，中国依然在一个极低的层面加工产品，而且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原料、资源和环境。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挣不到很大的利润，而且我们的环境、资源负担会很重，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或者核心应该是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摘自李义平《中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材料二：

    制造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活跃创新的重要力量，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较快发展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兼之人民币升值、油价和运费提高等因素，“中国制造”赖以依存的低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应对挑战，一方面，要提高传统产业、成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体系；要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完善在职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制造业产业工人的素质；要鼓励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逆向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

（摘自李晓华《提高“中国制造”竞争力》）

材料三：

    品牌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体现，更是企业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的知名品牌，正为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却寥寥无几。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品牌发展水平虽有提升，但仍与其发展规模和地位不相匹配，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并未转化为品牌效应中国企业更依赖利用大批量生产与批发式销售的商业模式来实现企业财富的增长，凭借增加要素投入和加强成本控制来获取成功，而忽视了通过产品、服务和自身形象的品牌化塑造来提升企业价值。

（摘编自张厚明《“中国制造”走“品牌强国”道路》）

材料四：

    今天，当世人以全新目光打量中国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中国制造正在把优质、精品、创新等关键词刻印在铭牌之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作出重要论述。从中，人们可以发现突围破局之路，可以体会中国制造被赋予的新的时代定义中国制造，当以创新为灵魂，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国制造，当以品质为生命，没有优良品质，制造强国的地位就无法确立。像对待生命一样重视品质，以工匠精神锻造世界品牌，中国制造才能焕发新的生杋活力。中国制造当以人才为根本，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人才队伍。相比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一过程更加需要定力和耐心，也更加呼唤企业界、教育界和政府部门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摘编自辛识平《新定义“中国制造”》）

    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5时7分，科技人员发送指令，两器分离开始。22时22分，巡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踏上月球表面。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表示:“飞几十万公里， 关键是着陆，要不翻车，月球车要安全走下来。苏联连续失败16次，主要是下去的瞬间翻车了。”

    （摘编自《半月谈》2019年1月3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登月是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不只涉及技术，嫦娥四号的成功就像伴随登月向世界分发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张名片。只有坚定地自上而下制定目标和指挥实施项目和推进进程，才可能成功。

    中国人隐忍而系统地为这次成功做了准备。他们先发射了绕月运行的探测卫星。成功后，又于5年前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上了月球面向地球的一面。嫦娥三号甚至还携带了名为玉兔的月球车。

    航天业迄今的重要参与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正是这种持之以恒行动的反面教材。它们费力地说服政府提供太空任务所需的预算，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航空航天署只能惊讶地旁观中国人的太空行动。虽然单纯从技术角度看，它们也能做到。

    （摘编自德国《明镜》周刊2019年1月3日）

    材料三:

    欧阳自远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曾成功推动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此后，“嫦娥计划”从一号到五号探测卫星，全都离不开他的参与和推动。

    中国的探月准备工作做了35年，其中仅是论证，就整整10年，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更难的是如何赢得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初面临的质疑很多，近20年来没有其他国家提过探测月球，为什么中国要去搞探月?尤其令欧阳自远感到压力的是，国人只愿看到“嫦娥”系列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成功，无法想象一旦出现失败会是怎样。 “开汽车有时都会遇到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的状况，对于如此复杂的探月工程，问题怎么可能没有?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要出去就必须成功!”

    回忆往昔，欧阳自远仍然心情激动: “当卫星上轨道，我从来没那么激动过，抱着孙家栋（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我们两个七老八十的人说不出话来，眼泪一直在往下流。

    （摘编自《环球人物》2019年1月4日）

    材料四: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玉兔二号巡视器成功实现月表 “越野”，令无数中国人激动不已，而“嫦娥登月”背后的航天人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与过去不同，与国外不同，中国飞控中心坐着的几乎全是年轻人:一群80后、 90后，筑就了这条长达38万公里的奔月路。

    航天队伍的年轻化，已然成为中国航天的独特优势。今天，中国航天15万研究员中，10万人属于“80后”，平均年龄为31-33 岁。这样的年龄优势，让国外同行感到“恐怖”。美国宇航局研究员平均年龄是42岁，欧洲和日本科研人员年龄更大，俄罗斯还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

    更值得称赞的是，这群献身航天事业的年轻人的意志品格丝毫不输老一辈。 他们既有初生牛犊的闯劲，又有拓荒牛的冷静， 还有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摘编自《长安观察》2019年1月5日）

    以“意象”为本体的中国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与美学,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的属性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实体性对象,而是看成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意象所呈现的是一个有情感、有意蕴的感性诗意世界,是以“象”为载体、以“意”为主导的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意象所创造的世界不同于现实,它不是让人们满足于眼前、当下的东西,而是超越现实,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诗歌艺术创造的本体即是意象。王夫之正是在诗歌艺术创造实践中总结出“诗”既不等于“志”（意）也不等于“史”,而是情与景的融合,即“诗”的本体是意象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普遍看法。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兴象、情景、虚实、比兴、气韵等,都直接指向了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另如中国戏曲艺术、书法、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模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虛实相生,体悟道的生命节奏,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

    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特色,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视野中。张世英先生说,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是吸收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美于“美”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象）想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意）。它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使你的生活充满诗意。

    传统意象美学在当代美学领域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对人们的精神和艺术创造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认真汲取意象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

（节选自毛宣国《意象理论与当代美学艺术实践》,2017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网络直播是一种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方式，主播借助视频录制工具，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直播或专业化，或娱乐化，或生活化的活动，并适时与粉丝互动，从而达到获取收益的目的。尽管网络直播行业兴起不久，近年来却呈爆发弌发展之势。据艾瑞咨询的分析，目前中国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已超过2亿。由于网络直播行业对资本、直播平台、主播等均有巨大的利益诱惑，网络推手在网络直播行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为提升主播知名度，一些网络推手不惜采用低俗的营销手段，从而引发网络直播市场的混乱，导致个体甚至集体道德失范，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

（摘编自范巧、杨扬《大学生网络直播发展策略》，《中囯冶金教育》2018年第6期）

材料二：

    1月8日，移动社交平台陌陌发布了《2018主播职业报告》。通过对一万余名网友、五千余名主播的问卷调查发现，网络主播已经被用户、主播公认为一种职业，这一职业具有年轻化、收入稳定、职业门槛较高、工作强度大、女性从业人数多五大特点。

（摘编自《〈2018主播职业报告》发布，21%职业主播月收入过万》，新华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三：

    第二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高峰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在论坛上，酷狗直播代表分享了酷狗直播学院培养主播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案例；曾在酷狗直播学院深造的音乐主播陈钟、庄妃获得“2018年度才艺主播奖”；酷狗直播的音乐人才职业化培养方案荣获“2018年度创新大奖”。2018年，酷狗直播为音乐主播发行原创音乐作品超过1200首，主播的歌曲在酷狗音乐的总播放量超过800亿次。原创音乐人陈钟在酷狗直播平台上拥有43万粉丝，他的数字单曲专辑《那天》在酷狗直播平台上线仅一个月销量即突破70万张，截至发稿前已突破140万张。陈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酷狗直播平台上，我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游荡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陈钟能够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酷狗直播构建了一个绿色健康的直播平台。

（摘编自袁舒婕《酷狗建设绿色平台，打造直播学院》，《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3月5日）

材料四：

    2016年，文化部发布《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其中规定网络表演不得含有表演方式恐怖、残忍、暴力、低俗，摧残表演者身心健康的内容。这一规定更多的是为了保障内容的健康。“网红”和大量一般性的职业主播所需要的权益保护，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规予以明确规定。近年来，不雅直播屡禁不止，直播平台拖欠主播薪资等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都说明网络直播行业尚未形成成熟的职业规范和相对完善的从业者权益保障机制。

    主播自律性不足一直被视为直播业乱象迭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必须看到，自律意识的孕育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游离态”的主播占了绝大多数，主播普遍缺乏必要的职业归属感，岂能奢谈行业自律和职业操守？当然，这并不是说直播平台要把主播按照传统企业的模式进行体制化的“收编”，但可以尝试借鉴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的管理方式，对主播进行规范和引导，这样既有利于保障主播个人权益，也能促进行业自律，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网络直播发展到现在，从企业主体到一般从业者，都有足够的动力去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目前，行业还存在太多的灰色地带，市场机制、利益分成模式、职业规范、权益保障建设、自律建设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直播平台应该有针对性地提升合规发展的水平，监管部门也应更积极地采取引导措施。无论如何，网络直播平台不应该成为人们“拼命”搏出位的舞台。

（摘编自任然《走向职业化的网络直播不该让人“拼命”》，《中国青年报》2019年3月21日）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出现要早于官方组织。从源头上讲，民间组织促进和推动了官方组织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化；从实际运行看，官方组织出现之后，便开始组织引导、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到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管理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官方组织管理体系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形式屡有创新，呈现出强烈的自我发展态势和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

    民间组织是由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非官方组织，到明清时期它们的存在便已无法与官方完全脱离，即便是一些看似与官方毫无关系的民间组织，实质上仍是在官方的允许或默认之下存在。明清时期没有普遍设立县级以下机构，所以发挥民间组织的管理作用极为重要。其基层组织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半官方和民间组织都具有广义上的民间组织性质，比如里甲、乡约、社学等，都属于半官方性质，因为它们虽然主要是由民间群体来组织运行管理，却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接受考核、监督和管理。比如社学，它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教育组织，明清时期各地普遍设立。明初天下既定，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就下令地方政府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倡立社学，但效果不佳。清朝明确规定社、义学教师可免差役，体现了半官方性质。各地民间学校的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和地方乡绅的重视程度。

    极具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善堂善会，以及兼具地缘和血缘的会馆、公所等组织的民间属性更为明显，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官府而存在，它们同样在国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之下运行。这类民间组织的产生动力主要来自强烈的自我需要，以及地方精英的积极推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传统经济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城市繁荣，城乡各类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商业会馆和商帮就是典型的民间组织。一些商人为方便在外地的经营，多以地域为单位，与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联合起来，捐资兴建会馆。它们各有组织章程，保护入会者的利益，研究经营对策，举办联谊活动和公益事业等。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商业组织，即便是商品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会馆，也是同籍官员私下聚会场所，在联络亲情和关注家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在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方面作用最为突出，里甲、保甲和乡约等组织实际担负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里甲组织，主要职能是编查土地，催办钱粮，完成官府交办的各项公事。比较而言，保甲组织在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功能更突出。两套地方基层组织交叉使用，在稳固国家政权基础、确保赋役征收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行会、慈善会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民间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的民间组织复杂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城差异大，原生性强，决定了它的自发无序和泛滥性质，难免与“官方”组织利益不一致，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朝廷对其加强了管理。

（摘选自彭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那些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