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董家子女
殳 儆
有一天，鲍医生跟家属谈完话回来，对我长叹一声：“主任，这‘6床’，真是史上最麻烦的病人!又来了一堆子女!谈完了不算，还要再进来看看。”正在电脑前打医嘱的赵医生和正在填写病历的金医生马上一起点头：“前天值班时就是这个样子，一遍一遍有亲戚按门铃来询问病情，他家的人真多!”
接着就看见，董家的老大带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批一批进来，在老董床前站立片刻。
6床老董，是个85岁的老爷子，两天前突发脑出血，脑内的出血量非常大，根本没有机会手术，人很快进入深度昏迷状态，靠呼吸机和升压药维持生命。病人已享高寿，治疗过程中感知不到痛苦，病情又已成既定事实。此时，一般家庭都会很快接受现实，开始准备老人的后事。
董家子女却好像面临很大压力。一得知病情，就立刻提出要请上海的专家进行会诊，看看病人还有没有存活的可能。我的困惑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董家的老大和老二都知书达理，已经完全了解病情，态度也温和客气，并没有给我留下不信任医生的感觉。
既然董家强烈要求，我们就请了国内顶级脑外科专家来会诊。专家会诊得出的结论简单而肯定：病人没有存活的可能，可以让老人安静地离开了。
董家的老大和老二频频点头，接受专家的建议。但是旋即，又带了一堆子侄来看老董。董家的子侄都是扶老携幼来一大家子。一会儿是来自北京的夫妻俩，一会儿是来自广州的一家三口，第二天又是全家带着小孙子从加拿大特意回国的。
这些亲属都是远道而来，风尘仆仆，面容疲倦，估计下了飞机都没有来得及梳洗。还有从南半球回来的，冬衣都未来得及准备好。病人的确时日无多，负责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不断地通融，放远道而来的亲属进来探视。董家的老大，总是点头哈腰，谦逊万分，就怕打扰护士和值班的阿姨，引起工作人员的不满。老董那些远道而来的亲属，在探视完之后，会反复询问老董的主治医生，问病情，问预后，问到自己失望叹息为止。
一个星期没到，家属再次提出会诊，并且，一个“学医的女儿”借了CT片，电邮给自己广州的导师寻求帮助。
老董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沉默地点点头，表示认可。那个“学医的女儿”开了口：“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家境富裕，一直行善积德，收养了很多穷孩子，供他们上学读书。所有这些人，都是幼年时受他恩惠的苦孩子啊。”
老董的大儿子说：“由他养大的孩子，都像他的亲生子女，跟他特别亲。所以，我们弟兄俩根本不敢擅自做主，要等他所有的‘孩子’都来了，见见他，才能决定怎么办。”
年纪比董家老大还年长一些的高个儿男人说：“我是老大，老爸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来做主，我们兄弟姐妹一起给他过85岁的寿辰……”
这个“老大”是举家从加拿大回来的，还抱着自己的小孙子，天天在监护室门口停留很久，似乎只是为了离老董更近一点。
此时，老董的“孩子们”或沉默，或点头。
这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瞬间，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原谅了这一个星期以来不胜其烦的谈话和探视。瞬间，不再有人视这一家子为“需要特殊对待的特殊病人家属”。令人敬仰的善行，让人无法割舍的养育之恩，已是最好的解释。
我们的重症监护室在角落里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墙上贴的是类似家里的杏色壁纸，有碎花被褥和真皮沙发及接近日光的照明，温馨而安静。老董的85岁生日，就是在那里过的，他的十几个儿女，拿着香槟色的玫瑰，围在他的身边，祝他生日快乐。
老董，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躺在悲戚和感念、感恩和铭记充盈着的花香中。
(选自2022年《读者》第11期，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