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从1024年正式发行交子起，历经钱引、关子、会子等各种名目的纸币，到南宋灭亡止，有250多年的历史。因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纸币的发行，因此纸币总是引起高通胀和恶性通胀。元朝也有130多年的纸币发行史，最终结果是同样的。但唯一的亮点仍然是白银。宋以前的价值尺度是铜钱，“自元代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明朝于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一条鞭法规定赋税各项皆用银折纳，是白银确立本位货币地位的标志。

——摘编自杜恂诚《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材料二：清末虽然基本建立银元、铜元的货币系统，但由于民间仍有银两、制钱流通，加上大量外国银元充斥国内市场，市面流通的货币有几十种之多，中国货币市场极为混乱。1914年，北洋政府大量发行银元，但并未取缔其他银元。各种银元银两成色不一，交易时须经换算，币制实际上是“两”“元”并存。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禁止白银流通，实行白银国有，颁行法币，国内币制基本统一。

——据张志玉《从档案记录看近代中国货币统一进程》等

材料一：宋代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开始聚集于城市外围地区，形成了所谓“草市”的新居民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把汴京城外的居民区划分为八个厢，重新设置官吏进行管理。这是宋政府用行政手段将汴京城外的居民区正式纳入行政区划，承认其是汴京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城池外新居民区的普遍形成和发展壮大，说明城市的空间范围超越了城池郭墙的限制更广地延伸开来， 城市的规模扩大了。这些新城区并不只是居民区而已，同时它基本上也都是工商业生产较为集中的地方。

——摘编自陈宇光《宋代农村人口流动探析》

材料二：清朝统治末期，原有秩序漸漸松动，被突破的禁令越来越多，地域空间的划分逐漸模糊，内外城的区隔，甚至皇城与京城的界限也被打破，民人进入内城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明显增强。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开始对城市实施改造，拆除城墙、规划市区道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城固有的封闭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各阶层混居，百业杂处的城市新形态。……早在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香厂地区就已经开始修筑道路，开辟新区。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选择香厂作为城市改造的示范区域，名“香厂新市区”。经过几年的建设，逐漸形成一处集商业、娱乐、餐饮等于一处的具有近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区。

——摘编自王建伟《清末民初北京的域市化进程》

材料一：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主要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国家政治为内核的聚集效应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的。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规律，这一规律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以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上升，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城市成为国家经济和地区的经济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

——摘编自何一民《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材料二：新中国因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在1949到1957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然而在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的增长受到政府严格控制。通过户口登记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官方控制。因此城镇的发展紧密地依附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最近30年，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动力。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