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众所周知，中国未能自主现代化，是被人轰出中世纪的。依据目前史学界多数人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再失去历史机遇，多次与幸运之神交臂而过。第一次是明中后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还曾感叹明朝（永乐皇帝）于1421年由南京迁都北京，认为这实际上是“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不无遗憾地说：“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当他说到郑和下西洋时，“我们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帆船当时向好望角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南大门埃吉海角继续前进，那又会造成什么结果？”第二次是“洋务运动”。一系列外战的屈辱，终于使一些当权者意识到需要“自救”。满族旧贵不行，起用汉族士大夫，曾左李张算是遭逢时运崛起，平“洪杨”，兴“洋务”，史称“中兴名臣”。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曾、李等人创办的“洋务工业”站在同一时间起跑线上。日本也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的，可它成功地走出来了。中国却步履艰难，一唱而三叹。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请结合相关史实，评述材料中“历史机遇延误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相关理论在商周时期已经产生。古代城市具有“城”和“市”的两重身份，但侧重政治、军事属性。城市公共空间主要为政治统治和群体服务，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市镇的广场以及其相邻建筑如牌坊，常常与当地的历史、风俗有密切联系。随着佛教的发展，“庙会”兴起并成为新的公共场所。唐宋以来，城市布局和公共空间明显发展。近代，仿西方而修建的公园、娱乐场所等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结构的新要素。新中国的城市和公共空间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偏好，历经波折，但也取得了较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突出了广场、街道等传统方面，还顾及了社会弱势群体和邻里联谊等新兴需求，而且引入了社会资本和群体参与。

材料二：15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结构打破了中世纪的封闭状态，宏伟的林荫大道和广场，早期古希腊城市规划思想中的几何学构图也重新出现，这些体现着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有力控制。19世纪以来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城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空间问题。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人与环境、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等矛盾，20世纪初以来，英美等国着重从美观舒适、卫生、精神文化等方面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