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从1024年正式发行交子起，历经钱引、关子、会子等各种名目的纸币，到南宋灭亡止，有250多年的历史。因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纸币的发行，因此纸币总是引起高通胀和恶性通胀。元朝也有130多年的纸币发行史，最终结果是同样的。但唯一的亮点仍然是白银。宋以前的价值尺度是铜钱，“自元代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明朝于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一条鞭法规定赋税各项皆用银折纳，是白银确立本位货币地位的标志。

——摘编自杜恂诚《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材料二：清末虽然基本建立银元、铜元的货币系统，但由于民间仍有银两、制钱流通，加上大量外国银元充斥国内市场，市面流通的货币有几十种之多，中国货币市场极为混乱。1914年，北洋政府大量发行银元，但并未取缔其他银元。各种银元银两成色不一，交易时须经换算，币制实际上是“两”“元”并存。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禁止白银流通，实行白银国有，颁行法币，国内币制基本统一。

——据张志玉《从档案记录看近代中国货币统一进程》等

材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曾尝试推行农村土地改革。利用在江西等省进行“剿匪”的契机，国民政府制订了以“业权发还原主、农民得有田耕”为原则的土地改革政策，试图通过兼顾地主和农民双方的利益，维护社会基层稳定，对抗和“围剿”中共。1932年10月6目，国民政府颁布了《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训令豫、鄂、皖各省政府“凡经赤匪实行分田之县或乡镇，于收复后处理土地及其它不动产所有权之纠纷，及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得设农村兴复委员会”，并规定该委员会“处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而乡镇公有荒地则由农村兴复委员会管理，按计口授田标准分给农户。此外，该条例还在减免田租、农业借贷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国民政府完全否定共产党的土改办法，坚决反对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口分田、废除土地私有制。蒋介石曾明确表态，坚决反对效法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提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地主把持……土地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关于土地分配，自应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其田”。

——摘编自费钦涵《南家国民政府渐进式土地改革放策的形成》

材料一  1842年，英国废除了制成品的特别出口税，并降低了海关税则上不少于750个税目的进口税。再次开征所得税以弥补预期的收入损失。1845年英国取消520种关税，并废除其余原料进口税。1846年废除了直接损害工厂主利益的《谷物法》。1860年，英、法签订了一项自由贸易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互享最惠国待遇，减免双方重要商品的关税。此后，英国又与许多国家订立了带有自由贸易性质的通商条约。

——据高德步、王钰《世界经济史》等整理

材料二  1928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驻华公使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规定：“历年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之税率，存票、子口税等项之条款，应撤销作废，而适应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接着，英、法、荷等国相继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中国政府遂于1928年12月颁布“海关进口税则”，将各国于1926年同意的七级附加税率再分别加上5%的进口正税，共有八级税率公布为第一个国定税则，并决定于1929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

——摘编自邱松庆《简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