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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裙和铠甲
灰色砖楼被高大的榆树掩映着,阳光透过枝杈投射出斑驳的光影。我走上二楼,靠右手边有一扇深红色木门,门上的油漆像鳞片一样卷起来。
我现在已经不住这儿了。但我知道,打开门左手边就是厕所,冬天想洗澡只能站在便池的木板上,把烧好的热水往身上浇。卧室墙上布满了用铅笔画的、无规则的丑陋涂鸦,那是我小时候的杰作。
我和妈妈曾经在这儿住了10年。妈妈年轻时被保送到成都一所大学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学当老师。她通过别人介绍认识我爸,后来却独自把我抚养长大。
她在这间房里系上围裙学会了做饭。有一次,她把油菜炒成了黑色的糊状物;还有一次做回锅肉,蒜苗都糊了肉还没熟,最后我们只好出门去吃牛肉面。但是后来,她学会了做糖醋排骨、大盘鸡、水煮牛肉……
那时候我妈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我觉得“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她不让全家人跟我提她离婚的事,直到3年后我才知道。
我小学学习不好,经常被老师留到晚饭时分。她就在校门口等着,然后牵着我走过土铺的操场和人来车往的马路,去小卖铺给我买一支5毛钱的牛奶雪糕,只字不提成绩的事。
有一次,班主任叫她去学校,说让我留级,还暗示地带我去检查智力。她坚决不肯,回来还说老师夸我学习有进步。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还经常拿成绩开玩笑:“哪天胡瑞生病,我就是第一,不过是倒数。”胡瑞当时是我们班的最后一名。想起那时的自己,真像个浑身长刺的哥斯拉。当时妈妈温柔地呵护着我的整个世界,直到现在,我都没法拼凑出她当时的心境。
2008年,房价开始疯涨,她一咬牙在不远处新建的小区买下一套房,连带装修欠下了20万元外债。从此她只买打折衣服,几乎不和同事出去吃饭。旧房子是学校分配的。冬天漏风,地方又小,她毫不留恋地住进了新房,我却有点怀念住旧房子的那些日子。
不久,她生病了,需要住院切除胆囊。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也会生病。记忆中,她十分刚硬,涉及原则问题,任我怎么哭闹撒娇都没用。很久以后,姥姥才告诉我,妈妈切除的胆囊里长了癌细胞,有扩散风险的那种。“你以后可要好好对你妈妈。”姥姥看着我,“好好”两个字说得十分用力,她是在心疼自己积郁成疾、又劫后余生的女儿。
妈妈从来不逼着我上辅导班。哪怕是高二期末,我数学考了10分的时候。我高三了,她要求教务处把课排在一天,其余时间住在我学校附近的房子里陪读。
每天她会把我送到车站,看着我上车。我不喝白开水,她担心我渴,就变着花样给我带水。蜂蜜、山楂冲兰香子,玫瑰、红枣、枸杞熬成一锅,冰糖、冬果、梨煮得黏稠。每个晚上我把手机压在作业下看小说,到了9点就说困了要睡觉。一开始地还时不时来问我要不要牛奶或水果,我便匆忙将习题翻开,有时笔都拿反了。后来她就不来了。
那时的我是没心没肺寻开心,她后来提起来却大倒苦水,说每天晚上看着我就着急,最后只好自己去外面转。我以为自己的雕虫小技能瞒天过海,可怎能骗得过抓了多年作弊的她呢?她的同事、朋友,连当时帮我做中午饭的阿姨提起那段日子,都会语重心长地和我说:“那时你妈不容易啊。”最后,我的高考成绩好得出乎所有人的意科,和当时她的隐忍得有多大关系!
母亲一辈子住在大学里,忍过了当时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或关心或试探。所谓的“父亲”自从搬出家后,就没来看过我们一次。她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一晃快20年。
好强的个性伴随她很久,现在她在我面前不再装作坚不可摧的样子,但还是有很多话不会说。比如她从来不会说想我,有时给她打电话还会被嫌啰嗦。后来,一个阿姨偷偷告诉我,上大一时,我走后不久,妈妈和她们在一起,提起我就哭。
我家在一个三线小城市,别人听说我要去香港学新闻,都责怪妈妈:“你这是在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每当这时,她总是笑笑,说:“女儿喜欢学啥就学哈,我哪管得了她啊。”转过头来跟我说:“别担心,妈妈有钱。只要别让我卖血卖肾,妈就供你。”毕业后我想留在大城市做记者,她举双手赞成。但我知道,她其实想让我回去,只是永远都不会说出来。
现在的妈妈早就习惯了独居生活。但我知道,只要我有困难,她依然会立刻化作身拔铠甲的女战士,尽她所能,斩断目之所及的所有荆棘。
(蒋玮琦/文,选自《幸福家庭》2018年第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