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了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他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扃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约”“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人生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管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扳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附图：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知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为之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

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甚广，表达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及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刊物掌舵人，无疑是构成刊物成与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带着众多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掌舵人之一黄平。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是有些尴尬？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再有影响的学者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也一定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科比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通过《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与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材料一：

    因为需要，所以繁荣。走出国门的孔子学院，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发展着，一年大约有50所学院诞生。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说：“目前，还有71个国家的约400所大学强烈要求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以文化的姿态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显现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国圣玛丽中学孔子课堂负责人弗兰克·菲利普斯8年前参加该国孔子学院的会议，会上一句“让我听懂你的声音”启发了他。孔子课堂的使命，就是传递和平的信息，面对质疑的声音，找到听众，让听众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文化的交流、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升华，孔子学院并非简单地教授与传播，它的一些活动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利比里亚大学副校长沃特·韦尔什说，孔子学院对大学而言意味着多样性。美国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的陈女士说，该院活动涉及41所学校，举办过67场会议、11次培训，组织过15次专家旅行等，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州。

    爱丁堡大学校长提摩斯·奥谢赞赏孔子学院的建院模式，由外方先提出申请，双方在充分协商基础上签署合作协议。这种模式造就了平等、友好、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主任纳普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孔子学院可以成为教育文化交流的典范。”

（摘编自杨桂青等《孔子学院给世界带来了什么》，2013年12月9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二：2006—2014年全球孔子学院分布情况

（资料来自高永安《十年来孔子学院的布局及其相关性报告》）

材料三：

    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汉语推广和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品牌。2010年至今，孔子学院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和专业化趋势，成立了一系列特色孔子学院和特色课程，其中包括中医孔子学院、农业特色孔子学院、纺织服装特色孔子学院、舞蹈和表演孔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饮食文化孔子学院、茶文化孔子学院等，促进了汉语的推广和对外文化的传播。当前，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也面临着缺乏中国文化品牌、传播理念不够创新、传播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同时也被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成“中国威胁论”的说辞。未来，应加强孔子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质量评价体系。

（摘编自《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5—2016）》）

材料四：

    创建孔子学院是一项大规模行动，它无疑是本千年之初最重要的地缘文化之举。有人将其比作是“语言上的人类登月工程”。该工程创建于2004年，被描述为“中国公权强力参与的文化攻势最亮的名片”。孔子学院主要传播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培育汉语教育。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其既定目标是弥补该国遭受的国际文化赤字。从现在到2020年，该学院将拥有1000个分校，分布在全球各大陆，它将成为一支庞大的无敌舰队，征服人类的精神和心灵。该工程肩负的使命是让中国以外的1亿人学习汉语，确保中国语言的国际扩展，让普通话成为另一种国际语言。《中国日报》2007年3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汉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文章，汉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和屏幕上的第二大语言，但不久的将来，汉语将位居第一。

（摘自让·路易·鲁瓦著、袁粮钢译《全球文化大变局》）

    材料一：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 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 “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 2013 年底中国还有 8249 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 2017 年 3 月 11 日 “人才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再有的农村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 2016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政协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2018年的武大樱花季除了传统的樱花看点之外，就要数武汉大学在校园管理上的优化了。除了保持“实名限额、免费预约、双重核验”等基本政策外，还特别引入了人脸识别闸机，预约而来的游客需要“刷脸”才能进入校区。

    从2015年到2017年，人脸识别技术经历了从快速落地到多领域应用的井喷式发展。如今，坐车可以刷脸、支付可以刷脸、自动取款也能刷脸、甚至连公厕取纸都能够刷脸……没有一点点防备，“刷脸”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金融、交通、教育、安防、社保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什么人脸识别能够独得市场认可，落地与应用都如此迅速呢？

    首先，相比于指纹识别必须要采集指纹信息，人脸识别具有非强制性。它不需要被测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只要你露出你的脸，它就能在不经意间对你完成识别。因此，人脸识别在便利性和隐蔽性方面更具优势。其次，因为人脸识别是利用可见光获取人脸图像信息，无需接触设备，因此不用担心病毒的接触性传染，在安全性和卫生方面更有保障。最后，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进行多个人脸的分拣、判断及识别，并发性特点让其在识别速度和范围上具有明显优势。

    （选自中国智能制造网2018年4月3日报道）

    材料二：

    上周公布了iPhoneX应用脸部识别功能，就在几天前，杭州一肯德基餐厅宣布可以刷脸支付了；农业银行总行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推广人脸识别系统；旅游业界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试水应用刷脸技术——“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但不少业者与研究者也对该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做专题报告，对齐爱民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指纹、虹膜、面容甚至基因等个人生物信息被大量搜集存储，目前这些已经被采集的生物信息，其利用和保护现状如何？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齐爱民：指纹、虹膜、面容等生物信息毫无疑问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于地址、电话号码等由社会生活经验等而形成的其他社会性抽象符号，这些生物信息直接采集于人体，体现个人的生理特性且与唯一对应。通常正是由于此唯一对应性降低了用户的被“复制”和“替代”的担忧。但在特殊情形下，指纹、虹膜、面容等此类唯一识别生物信息的收集，将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推入更大的不确定风险中，一旦为他人非法使用，造成的个人信息侵权问题、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个人生活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都将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类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处理和利用。

    鉴于此类个人生物信息可直接且唯一识别到个人，从个人信息理论分类角度，其敏感程度远高于一般信息，甚至可称之为“敏感信息”中的“敏感信息”。鉴于其存在特殊风险，因此在保护层级上要高于“一般信息”，需要受到特殊关注和保护，但是以上讨论还仅限于学术领域，未列入立法实践的议程。

    记者：技术革新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包括生物信息、健康数据、生活习惯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被国外厂商大量搜集利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齐爱民：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个人信息早就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成为各国竞争和关注的焦点。在当今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个人信息跨国传输问题早就超越个人信息保护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为他国厂商广泛收集的情况下，其除了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等透视我国公民的消费习惯和购买倾向外，同样可以了解我国整体社会发展状况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2013年出现的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只是被揭露出的冰山一角，事件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上述安全威胁却并未停止。在生物识别信息相关法律保护体系还未成熟之前贸然授予个人权限存在风险，尤其是在支付领域，因此较为稳妥的做法是保留个人权限或者为其设定上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选自《数据人》第732期）

    材料三：

    用户上网产生的位置信息、购物历史、网页浏览痕迹等数据归谁所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规模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是否合法？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论坛上，与会者就人工智能背景下数据财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行《物权法》把物权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财产，难以按照此种分类方法进行归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提到，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是谁的数据归谁所有，没有任何主体指向的数据是公共资源，但人工智能收集、储存、加工信息的过程中，数据的占有和转移是无形的，也没有有效的权属证明。如何对数据进行确权并且建构起权利内容和权利转移制度，这些问题尚未解决，需要立法予以回应。

（选自财新网2018年4月27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