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茂腾腾的后生。

   他们的身后是一片高粱地。①他们朴实得就像那片高粱。

   咝溜溜的南风吹动了高粱叶子，也吹动了他们的衣衫。

    他们的神情沉稳而安静。紧贴在他们身体一侧的腰鼓，呆呆地似乎从来不曾响过。

    但是：

看！——

    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②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击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

    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便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

    使人想起：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使人想起：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使人想起：晦暗了又明晰、明晰了又晦暗、而后最终永远明晰了的大彻大悟！

    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那么一股劲！

    好一个安塞腰鼓！

《朗读者》的成功是人文精神的回归

江德斌

    ①文化类节目在近期制造了个小高潮。《中国诗词大会》之后，董卿以制作人、主持人双重身份推出的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嘉宾们念诗，读散文和家书，分享曾经打动过、甚至改变过自己生命轨迹的文字。首期节目以“遇见”为主题，有知名演员濮存昕、企业家柳传志、世界小姐张梓琳、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也有从四川成都鲜花山谷里走来的普通夫妇等。（据2月20日《新京报》）

    ②一段文、一首诗歌、一封信、一个故事……，《朗读者）》并没有复杂的情节，也没有故意设置的煽情，只是由朗读者简单的回顾人生片段，以及打动或改变自己命运的文字，并给观众当众朗读一遍。《朗读者》的首播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可谓获得了巨大成功，乃是继<中国诗词大会》之后，又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现象级文化类节目。

    ③《朗读者》给观众带来的并非视觉冲击、戏剧化情节，而是在平静的阅读氛围里，将这些感人的文字，传递给荧屏内外的广大观众，为大家在浮躁的繁华世俗里，搭建起一座沉淀心灵的人文殿堂。朗读足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经历过的，但大多会忘却，有些人则会爱上朗读，并保持这种习惯，在生活里、工作之余，朗读自己喜爱的文字。

    ④总体而言，朗读是一个小众化的领域，与歌舞、真人秀、小品等娱乐节目相比，《朗读者》乃是一股清流，显得平淡恬静，似乎很难吸引到观众。然而，《朗读者》节目唤起了大众对朗读的回忆，带领大家沉浸在文字的意境里，享受人文艺术之美。在荧屏到处都是喧闹的娱乐节目之际，观众逐渐产生观赏疲劳，希望看到不同的节目类型，这就给《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文化节目，创造了空间。

    ⑤经过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在物质财富方面，已经越来越充裕，但在精神方面，却仍然寥落荒芜。社会文化整体呈现出低俗化、碎片化、快餐化等状态，很多人感觉精神过于紧张，心理压力太大，社会太浮躁，希望节奏能够慢一点，大家都能心平气和一些。而这恰恰需要文化方面的熏陶，也是《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的意义所在。

    ⑥事实上，很多电视台也都有读书节目，只是偏重于，介绍图书和作者、时代背景等，传递内容局限于知识，并没有延伸到情怀方面，也就容易走高冷化，受众面相对狭小。而《朗读者》比较贴地气，将朗读者的个人经历，与文字连接在一起，更容另触动观众的同理心，抵达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⑦诸如《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文化节目的兴起，并受到广大好评，不仅是人文的复苏，也反映出时代潮流的嬗变。在经历多年的娱乐节目轰炸后，观众也开始分化，部分人希望在忙碌繁琐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回归人文精神。（（朗读者》做到了这一点，让观众感受到心灵的宁静，优美文字对精神的陶冶，从而喜欢上朗读，重新拾起书本，轻声朗读起来。

（选自2017年2月21日《中国青年网》，有改动）

拔掉心底的篱笆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错，但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一个人如果学习成绩优秀，那么他在体育方面多半会很差。另外，我常常感冒，这让我更加确信我是个体质弱的人，不适合竞技类的运动项目。

    有一次学校举办运动会，我很想报名参加田径比赛，但你知道，我是不会报的。

    那天体育老师找到我：你怎么没报项目？我把心底的担忧倒了出来。体育老师的话，刷新了我小时候的“常识”：你错了，人都会感冒，不时感冒一次，恰恰证明你的免疫系统是敏感且运转正常的，反倒可能说明你体质好；跑步是可以练出来的，也许你在耐力方面更出色，来试试吧！

    你完全能想象我当时有多高兴，猛然发现自己的先天条件并无缺陷，甚至有优势。那些被我看得比山还重的束缚，仅仅是因为过去的我孤陋寡闻。

    我最终报名参加了长跑比赛，拿了第三名。

    高二时，学校文理分科。从小到大，我的数学成绩没有语文成绩好，师长们多年来也在耳边不停提醒我：你数学需要提高啊！你偏科啊！我渐渐也承认了这个现实：我脑子不灵，不适合学数学。于是我报了文科班，但依旧对数学这一科怕得要死。分科之后，教我们数学的是当地名声赫赫的泰斗级老师。

    有一次他问我：你语文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把数学也兼顾一下呢？我说：老师，我从小数学就偏科，我不擅长学数学。

    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刷新了我读高中时的“常识”：你错了，咱们现在学的内容跟以前的知识没太大联系，从前学得不好，现在可能学得好；你刚刚的表达也不准确，什么叫不擅长学数学？数学领域分为代数、几何等好多部分，涉及的能力有空间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我看你的逻辑能力就很强，可能擅长数学中的一部分。

    我听到这话别提有多高兴，感觉整个人都解放了：原来，“科学表明”，我在数学领域不但不是废物，而且非常“有戏”。那学期的期末考试，数学满分150，我拿了142分。

    参加工作后，一位读者朋友过了不惑之年，想学外语，但恐于年龄大学不成，问我怎么办。说实话，我没法盲目地激励他。众所周知，人岁数一大，大脑会退化。后来，我偶然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中老年人计算速度及注意力方面确实下降了，但脑细胞丝毫没有减少，在模式识别、逻辑推理方面不降反增，年纪大了也不存在“舌头变硬学发音会吃力”这一说。我赶紧把喜讯告诉他，他像我小时候一样欢喜，如今已经学有小成了。

    人的很多恐惧和心理障碍，都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抑或是早年间被别人在脑海里围起来的篱笆。你经历得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现很多自己以前觉得是问题的地方其实都不是问题。另一个方面，可能这世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篱笆，有时候，脚下的阻碍其实是一排娇弱的花。

（摘自《青年文摘》，有删改）

饺子记盛

谢冕

    ①中国人的主食，南方重米，北方重面。这是由于南方多产稻米，北方多产小麦的缘故。北方盛产小麦，因此面食的花样层出不穷，眼花缭乱：面条、烙饼、馒头……其中最主要的是饺子。北方人年节、宴客乃至日常居家，最常见、也最隆重的餐食活动是“包饺子”。

    ②包饺子是一场让人愉悦欢乐的活动，北方人居家想改善生活了，就说“咱们今天包饺子吃吧”。一说包饺子，就来了精神。物资匮乏的年代，不像如今可以随意上馆子，包饺子就是一件奢华之举。过年过节，亲朋来家，最富亲情的待客之礼，就是包饺子。一声令下，立即兴奋起来，揉面的，和馅的，准备停当，就围坐包起了饺子。边包边说笑，不觉间一切停妥，用笸箩摆放，如花盛开。饺子下锅，热气腾腾，饺子出锅，狼吞虎咽。有情，有趣，有气势。数十年北方生活，享受过数不清的这般热闹，可依然觉得好吃但包起来费事。

    ③我至今不会擀皮，却在北京乡间学会了包。双手一捏，就是一个，迅疾，结实，下锅不破。别人包饺子讲究花样，多少折，怎么折，图好看，玩花的。据说我包的饺子“其貌不扬”，但我很自信。这是包，即制作的环节，而饺子是否好吃，关键却是调馅。调馅的功夫其实蕴含了诸多中国烹调的道理，一是馅中的主客关系，肉和菜是主，葱姜等为辅，要适当；再就是肉和菜的搭配，肉为主，菜为辅，也需适当；就肉而言，就是肥瘦的搭配，一般说来，不能全是精肉，二分瘦一分肥，比较合理。什么肉，配什么菜，这里有大学问，韭菜配鸡蛋，羊肉配胡萝卜，最家常的是猪肉白菜馅，加些海米，人见人爱。吃饺子，一般人爱蘸醋，而我谢绝，我深信只要馅调的好，无需借助“外援”。

    ④北方人吃饺子不仅是享受美食，而且是享受家的温暖。在记忆中，满含着亲情的饺子被替代，甚至等同于家乡、父母。游子离家远了，想家，连带着想起妈妈包的饺子，炊烟的味道，此刻，饺子就是乡愁。即使是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遇到年节，想家，又不能回，相约若干同样怀乡的朋友一道包饺子，为的是一解乡愁。记得那年在维也纳，短期开会，不是什么怀乡情切，也说不上乡愁，倒是一位奥地利教授一顿“饺子宴”令我大为感动。

    ⑤在维也纳，那些奥地利红葡萄酒，那些名目繁多的奶酪、香肠、起司和面包，特别是烟熏三文鱼，这些异邦的美味都令我着迷。可是，接待我的汉学家李夏德却是别出心裁，带我进了维也纳中心区的一条小胡同吃饺子。铺子的名字记得是“老王饺子”，山东人老王开的，小门脸，不加修饰的若干桌椅，设有醋瓶，如同国内规矩。饺子是地道的，热腾腾的饺子上桌，捎带着一小碟大蒜。一切如国内乡间的小铺。一下勾起了亲切的记忆，浓浓的齐鲁乡音带着胶东半岛的气息。小店只有一个厨师（老王自己），一个收银的，外加一个“跑堂”。那跑堂可是高大上，一位在维也纳学音乐的留学生。

    ⑥李夏德介绍说，这里的饺子本色，地道，纯粹的中国味道。他经常在这里“宴客”，有时不接待客人，自己也来。这里也常有本地人光顾，那都是一些中国通。

2018年1月24日

此日丁酉腊八

（选自2018年2月23日《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