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翻一下唐史，唐太宗同时代的人在赞颂唐太宗时，用了一个说法“神武同于魏祖”。“魏祖”就是曹操，表明当时的人非常敬佩曹操。可是宋朝以后曹操的形象就慢慢地变了，因为他挟持天子，名不正则言不顺，宋代非常忌讳这种违背伦理的人。历史上的曹操和文学作品中的曹操是不同的，我们后来的历史将曹操的形象窄化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我们现在只有通过他的文字，才能感觉到他有趣的复杂。最复杂的就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几句，它是对生命的彻悟。可是接下来的笔锋马上又转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吐哺”是在讲周公礼贤下士，在这里，曹操就完全是周公了。魏晋社会的伦理架构已经开始松动、瓦解，当时文人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开始去思考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再是接受别人给予的意义。陶渊明要走出社会的伦理，他在背叛社会，曹操也一样在背叛。曹子建的《洛神赋》写自己爱上一个水上的女神，也是背叛伦理，因为这个女神是以他的嫂嫂为原型的。美和伦理不同，可是在此以前，所有的文学都必须在道德的旗帜下发展，合于道德的，才合于美。魏晋时期，美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伦理道德和审美是两个很不同的领域，可是彼此之间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两个领域在曹操身上是最明显的。曹操其实是有能力篡位的，但他到最后也没有，他去世之前一直自称丞相，就是不要皇帝的位置，可见曹操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秋思

白先勇

    华夫人将她那只左手伸了出去，觑起眼睛，自己观赏着，她左手的指甲已经修剔过了，尖尖的，晶莹闪亮，一把春葱似的雪白手指，玲珑的翘了起来，食指上套着一枚绿汪汪的翡翠环子。

    “夫人，”女佣阿莲走了进来报告道，“万大使夫人又打电话来催。秦夫人、薛夫人都到了，请夫人马上到万公馆去。”

    “这几个麻将精！”华夫人摇头笑叹道，款款的立起身，“天天都来捉我，真教她们缠的受不了。”

    华夫人走到花园里，一阵凉风迎面吹过来，把她的大衣都撩开了。她赶忙将大衣扣子扣上，一面戴上她那副珠灰的丝手套。园子里一道夕阳，斜铺在草坪上，那些朝鲜草草尖子已经泛着点点的黄斑，通到大门的那条石径上，几片落叶，给风吹得簌簌的在打转子。华夫人在石径上走了几步，突然一阵冷香，袭到了她面上来，她回头望去，看见墙东一角，那一片“一捧雪”开得翻腾了起来，她不由得煞住了脚，若有所思的迟疑了片刻，终于回头踅了过去。她踱到那畦“一捧雪”眼前，俯下身，深深吸了一口气。①那几十株齐腰的白菊花，一团团，一簇簇，都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白茸茸的一片，真好像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 ， 华夫人又凑近一朵大白菊，嗅了一下。人家都说这就是台湾最上品的白菊花了，在新公园的花展还得过特别奖呢，只是太娇弱了些，去年种下去，差不多都枯死了，她叫花匠敷了一个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倒没料到，一下子，竟开得这般繁盛起来了。怪道上次万吕如珠来的时候，这些“一捧雪”刚打苞，她已经抱怨她：华夫人，你这些菊花真的那么尊贵吗？也舍不得送我们两枝插插盆。

    华夫人掐下一枝并蒂的菊花，一对花苞子颤袅袅的迎风抖着，可是她知道万吕如珠最是个好虚面子，嘴上不饶人的女人，花苞子选小些给她，恐怕都要遭她哂笑一番呢。华夫人跨进了那片花丛中，巡视了一番，她看到中央有一两棵花朵特别繁盛，她走向前去，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在那一片繁花覆盖着的下面，她赫然看见，②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吊在枝丫上，像是一只只烂馒头，有的刚委顿下来，花瓣都生了黄锈一般，一些烂苞子上，斑斑点点，爬满了菊虎，在啃啮着花心，黄浊的浆汁，不断的从花心流淌出来。一阵风掠过，华夫人嗅到菊花的冷香中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后的腥臭，她心中微微一震，她仿佛记得，那几天，他房中也一径透着这股奇怪的腥香，她守在他床边，看着医生用条橡皮管子，插在他喉头上那个肿得发亮，乌黑的癌疽里，昼夜不停的在抽着脓水，他床头的几案上，那只白瓷胆瓶里，正插着三枝碗大一般的白菊花，那是她亲自到园里去采来插瓶的。园里那百多株“一捧雪”都是栖霞山移来的名种，那年秋天，人都这样说，日本鬼打跑了，阳澄湖的螃蟹也肥了，南京城的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他带着他的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几，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又哭又笑，都在揩眼泪，一个城的爆竹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她也笑得弯下了身去，对他说道：“欢迎将军，班师回朝﹣﹣”他挽着她，他的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的指挥刀，挂在他腰际，铮铮锵锵，闪亮的，一双带白铜刺的马靴踏得混响，挽着她，一同走进了园子里，他擎着一杯烧酒，敬到她唇边，满面笑容的低声唤道：芸香——③满园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一捧雪”，都在他身后招翻得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那年秋天，人人都说：连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夫人，车子已经开出来了。”

    华夫人抬起头来，她看见老花匠黄有信正站在石径上，白眉白鬓，抖瑟的佝着背，手里执着一柄扫落叶的竹扫帚。华夫人迟疑了一下，又随手掐下一枝菊花，才从花丛里跨了出来，往大门走去，一束白簇簇的“一捧雪”拥在她胸前。

    “黄有信——”华夫人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是，夫人。”黄有信停下扫帚应道。

    “你去把那些菊花修剪一下，有好些已经残掉了。”

（有删改）

钢的琴

申平

    我们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作为组长的我，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竟然长期没有被列入扶贫对象。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我们到他家走访，发现他一点也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不卑不亢，神情淡定，对人热情实在。当我们得知他上有老母，下有病妻，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有吃有穿，有手有脚，不想给政府找麻烦！”

    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甚至有点喜欢，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会上，我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文件，接着重点讲了扶贫工作要全覆盖、一户都不能少的道理，最后我把话锋一转，把吴更里的问题当做炸弹抛了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听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村支书徐友谊说：“哎哟，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

    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我厉声说：“怎么，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

    见我生气，徐友谊赶紧说：“李组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你不知道，吴更里家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的钢琴啊！”

    “什么？钢琴！”他的话倒把我搞懵了。

    “是啊，他家的确困难，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可是一报吧，群众就拼死反对，到处告状。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还算什么贫困户！”

    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

    散会以后，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咦！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

    看见我们又来，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他啥也不问，只是冲我们笑一笑，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就问他：“吴更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

    吴更里点了一下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呀，是有啊！”

    “能让我们看看吗？”

    吴更里又点点头，带我们来到一间上了锁的房间，打开门，说：“各位请吧。”

    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蓬荜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说实话我对钢琴一窍不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架非同凡响的钢琴。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牌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上下。

    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吴更里走过去，手拿一块抹布轻轻擦拭我们刚才摸过的地方，话语也同样轻轻地说：“各位领导别见怪，这钢琴是我爸爸当年买的，是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在城里当包工头，赚了钱，就去买了一台最贵的钢琴运回来，他说他要把我培养成郎朗一样的人。可是，唉……”他停住不说了，似乎陷入回忆之中。

    “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我爸打算专门请一个钢琴老师，先到乡下来教我。等条件成熟了，就把全家搬进城去，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可是那年，他承包的工程拿不到钱，还死了人，他赔光了一切，最后……他跳了楼。那年我才8岁。”

    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那你就不得不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你一直留着钢琴，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对吗？”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

    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钢琴，我是留给我儿子的，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将来我还会有孙子呀，孙子也会有儿子呀。我就不信，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

    吴更里语气坚定，目光灼灼，仿佛对未来充满必胜的把握。

    “出钢琴家，那当然好。可你得面对现实呀。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政府也能名正言顺帮助你。将来有钱再买嘛……”

    “不，我不想那样过日子。李组长你说，人活着，除了钱，总得还要为点啥吧？”

    吴更里口气坚决，咬钢嚼铁。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

    吴更里，就这样作为一个特殊的扶贫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天夜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身体摇摆，十指飞舞，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跳跃流淌……大厅里掌声雷动。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我不由狂喊：吴更里！吴更里……

无人捡拾的柴禾

    ①一到秋天，一见落叶，柴禾就映现在脑子里。

    ②柴禾点燃，升起一团火焰，让人在温暖中无限欢喜。火焰之上，是满满一铁锅沸腾的小米弱，依次放入南瓜、红薯、豆角、面条，然后是盐，起锅前再烹些葱蒜。一锅和子饭，便洋溢在冬日的夜里。吱呀一声，将漆黑与寒冷关在门外。一家几代围在燃着柴禾的灶台边，就着明明灭灭的火焰，吃饭，闲话，问或孩子央大人说些故事。

    ③柴禾像小山，整齐地码在不住人的窑洞里，有些就堆靠在院中墙边。小山般的柴禾安放在眼前，踏实了整个冬天。

    ④秋叶落下，秋假来临。刚刚放学的孩子，进门扔下书包便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一人一只梦头搬丫跑进大大小小的树林里。一时间，满沟满岭撒满了孩子。他们不再悄皮，顾不得淘气，仔细拨开厚厚薄薄的枯叶，拨拉出一根根行走到生命极限的枯枝。秋日的假期，孩子们最累，要帮家里收秋，更要完成学校的任务——拣柴禾。学校会按年级给每个学生分配，谁五斤，谁十斤，一杆秤公平地不偏不倚。冬日的教室只有极少的煤，要保暖，就得自己动手，依赖一摞摞柴禾熬过漫长冬季。

    ⑤在拣柴禾的问题上，孩子们从不偷懒应对。在完成任务之前，连睡个懒觉也小心翼翼。大人们一掀被子，便打着哈欠乖乖坐起。箩头就等在门口。迅速扒几口饭，提起箩头，一边出门一边呼唤心仪的伙伴。而被唤的人，也在慌乱地做着出门的准备。一阵风过后，两只箩头，两个或搭肩或牵手的伙伴，便直奔村中树林而去。连续几天的不松懈，学校的柴禾像小山一样坚守在各自的教室外边，井水不犯河水。

    ⑥冬天里的每个家庭也需要柴禾。于是提起刚刚在学校倒空的箩头，再次跨过田野，跑向林间。没了硬性任务，孩子们有些松懈。累坏了的他们让自己舒展在落叶里，望着高高在上的树枝。一帮牺牲了玩要时间的小孩子们，总是期待更多的树枝死去。急了便爬树，把要落不落的枝条折下来，悄悄压在箩头底。每一根枝条被不同的箩头，提回不同的院落迎接冬天，等待燃烧的时刻。

    ⑦多年后，在城市里偶尔会看到落地的枯枝，怦然心动，然而此时已不再需要华丽的火焰。无人拣拾的枯枝，如同被倒掉的黄灿灿的小米，是一场奢侈的浪费。没有去到一个院子，没有经历一场燃烧，枯枝便失了存在的意义。

    ⑧去年秋季，我回到故乡，回到小时候一到秋天就漫山遍野寻找枯枝的村庄，路过学校门外的一排枣树，横七竖八的枝丫落满地。村人说，漫山遍野拣柴禾的岁月，早已成了过去，现在人们都是用电、用煤气了。更重要的是，人少了。

    ⑨村庄，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村庄。那时候，每个门里都住满了人，每个炕上都挤满了大人孩子，每个院子都鸡鸣狗叫，人声喧闹。满村的人，满屋的嘴，要吃饭，要取暖，要度过漫长的冬季。每个或精致或粗陋的灶台上，都要热烈地燃起跃动的火焰。火焰逼去严寒，让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有火焰的冬天，不再冰冷不再漫长，火焰会让人从头暖到脚，从前心暖到后背。因此，冬天的柴禾总是不够用，孩子们会在长长的秋季跑遍每一个有树的角落，拣回每一根脱落的枝丫。第一场雪来临时，孩子们跪在窗台边，脸挤脸贴在玻璃上，看雪一层层落在堆起的柴禾上。有时候，他们的母亲会跑进雪中，匆匆抱一捆柴禾进屋。带着雪的柴禾，在火里燃烧得更加欢快。

    ⑩如今，学校还在那里，只是没了念书的孩子。许多院落空空，或者只剩了老人。老人们的冬天，单是脱了玉米粒的棒芯也烧不完。曾经稀少的玉米棒芯，堆了半院，等待幻化成细细的炊烟。拣柴禾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⑪枯枝无人拣拾，寂寞成了镜头里的风景。柴禾，是不是比我们更想念从前？

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一一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2016年《当代》，有删改）

呼兰河传（节选）

萧  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颠。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

    “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园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罩。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桌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歪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歪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