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段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错误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张晓风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四十年来像一枝名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呜然吹响。

      《三国志》里记载周瑜雅擅音律，即使酒后也仍然轻易可以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料到自己竟中了弹琴素手甜蜜的机关。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它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眸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须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它一错，哪来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它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它一点。“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三万六千五百分之一的差误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化出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又每每不错误，惟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

      《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潘朵拉的盒子”有此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追究的奥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揭封”又比潘朵拉“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堂的右廊尽头，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伏魔之殿”四个字，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里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碣，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六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

       《小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是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截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

      这一段段美丽的错误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来，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作兴有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

       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炼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揭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不是叛逆，是可以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兰心惠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持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订了作业，要他们每人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缴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有时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一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误，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叉路。叉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 ， “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的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叉路可以是另一条在路的起点，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急转直下的美丽情节。

（有删节）

绿之歌

冰心

    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滨度过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的大海，身后是一抹浅黄的田地。

    那时，我的大半个世界是蓝色的。蓝色对于我，永远象征着阔大，深远，庄严……

    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颜色。

    离开海边，进入城市，说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只是杂色的黯淡的一切。

    我开始向往一大片的红色，来振奋我的精神。

    我到西山去寻找枫林的红叶，但眼前这一闪光艳，是秋天的“临去秋波”，很快的便被朔风吹落了。

    在怅惆迷茫之中，我凝视着满山满谷的吹落的红叶，而向前看的思路，却把我的心情渐渐引得欢畅起来！

    “落红不是无情物”，它将在春泥中融化，来滋润培养它新的一代。这时，在我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幅春意迎人的图画！那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去，坐汽车从公路进入祖国的南疆。小车在层峦叠嶂中穿行，两旁是密密层层的参天绿树：苍绿的是松柏，翠绿的是竹子，中间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色调深浅不同的绿树。衬以遍地的萋萋的芳草。“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从惊喜而汇入恬静，静默地、欢悦地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绿”象征着：浓郁的春天，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

    绿，是人生中的青年时代。

    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都有其生命中的青年时代。

    我愿以这支“绿之歌”献给生活在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们！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丽总是含着悲伤。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