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蒙学教育非常兴盛。洪武八年命天下立社学：“但有三五十人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清康熙时正式向全国推广义学：“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无论是社学还是义学，都是本着为天下所有儿童提供同等教育的精神而开办的，但这样的教育理想在现实中总要打些折扣，比如明朝“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蒙学教育的私学形式是私塾，蒙师按照乡里最诚敬的礼节聘请……官学蒙师经乡民推举或地方官选定，“具书致礼”，正式聘任。……明清蒙学重视道德教育……从人的先天根基开始，通过启蒙教育，使之逐步趋成于圣人的人格和境界，奠定一生发展的道德与文化基础。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大众教育是19世纪后期的大众社会的产物……1900年，许多欧洲国家都建立了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学，为大众提供免费的义务性基础教育。自由主义者相信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很重要的……对工业家来说，大众教育培养了满足他们需要的工人。然而大众教育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政治性的，选举权的扩展需要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义务性的大众教育向被教育者灌输爱国主义，使大众国民化，这为更高程度上的国家整合提供了机会。

——摘编自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尚儒学，是儒学的发展基地；齐地学术较为庞杂，阴阳五行学、道家之学、儒学都相当发达；楚国道家与辞赋最具特色；三晋以法家与游说之士为盛；秦地主要接受三晋学术。但以各地所出文化人才而论，则以关东的齐鲁三晋郑卫周等地最为兴盛。

——摘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二：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独尊儒术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

材料三：明清时期……面对理学的渐趋没落，一部分士大夫转而寻求新的思想理论，对程、朱理学提出了挑战，陆续出现了许多进步思想家，成为反理学的先驱。……他们倡扬民族气节，批判君主专制，反对空谈性理，向封建制度和宋明理学发起猛烈的攻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蒙思想的早期民主主义思想。

——《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

材料一：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一旦这项社会公约被违反，每一个人便又回到立约前的权利状态，恢复了生来就有的，但为了社会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天然自由。……人因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一切对其有诱惑力和其所期待的事物的无尽权利。人因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是公民自由，以及对其所占有的一切的所有权。

——《社会契约论》

      传统社会治理结构      宗羲设想的社会治理结构

材料一：王夫之指出，圣人“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正是华夏“自畛”以“绝夷”思想的体现。其根本原因无他，乃是因为华夏之民“贵”于夷狄。因此，华夏政权只能在族群内部“可禅、可继、可革”，至于夷狄，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更不可能改变其现状，否则，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刘立夫《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材料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既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博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

——摘编自互联网《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