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阮元（1764~1849年），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凤兴盛。阮元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救。

    阮元是一个勤奋的人，聪明好学，在读书时多少注意学以致用，不间断地研究学问，在治学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编撰有《掌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校刊记》、《经籍幕话》《积古斋钟鼎弃器款识》《国史儒林传》等巨著。

    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卉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盖人心之本体即是明德。私欲障碍则本体丧失。圣贤庸愚，同具此心。苟能致知，皆能明德。……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二第36条：真诚悔过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能够获得全面免除罪罚的权利。

第86条：教皇是当今的富中之富，他的钱比古时最大的富豪克拉苏还多，那他为什么要花费可怜的信徒们的钱，而不掏自己的腰包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约束滥发特许，为死者举行弥撒、朝圣等；废除野外小教堂；减少教会节日……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致德意志的基督教贵族书》

材料三学者在比较王阳明和马丁·路德时，主要有以下观点：①王阳明的学说，突出人的地位与主观能动作用，称其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确有一定的道理；②就王阳明学说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广度而言，远远不及同时期马丁·路德及其引发的宗教改革。

——据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整理

明清时期的这一“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