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发展中，出版印刷事业被誉为“文明之母“，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在文化的交流中，翻译书籍会促进人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材料一：（北宋）中央政府继续刻印图书，除国子监承刻之外，其它政府部门和地方官署都刻书、印书，全面开展了政府刻书事业……刻书内容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刻印儒家经典著作，又遍刻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政府还编印了四部大型类书以及佛、道藏经典。私人刻书以文集最多，坊间刻书则以售卖营利为主，除了刻印经文以外，又另刻有字书、小学等民间所需用及士子应举所需要的读物，品类丰富繁多。

——张树栋《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谷登堡的印刷术一经发明，立即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开来，20年间就传遍了欧洲。l5世纪末，欧洲大约有3万种，2000多万册书籍被印刷发行，印刷种类也从宗教文件扩大到自然科学、哲学、文学和教科书，广泛地传播了新的信息和长期被垄断的知识……1474年，距（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仅30年，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活字印刷版就发行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他生前就有了活字印刷版，他是抚摸着他的著作的印刷本去世的……印刷机的出现，使“危险思想“的传播变得对统治阶级更加危险了。在欧洲的封建统治者看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思想是异端邪说，必须禁止其发表。

——饶立华《谷登堡的印刷术与大众传播》

材料三：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步解体及基督教的胜利，到公元500年，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知识在西欧变得极为稀少。11世纪后，基督徒的东征使阿拉伯文献随手可得。1125-1200年，西欧形成翻译的浪潮。意大利的热拉尔先后译出《天文学大成》及70部其它文献，特别是译出亚里士多德讨论科学方法的重要文献《分析后篇》。13世纪，与拜占庭关系密切的西西里成为希腊语译成拉丁语的中心，其中莫比克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及阿基米德几乎全部希腊文原稿的拉丁译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的辛勤劳动，没有亚里士多德包含关于整个宇宙详尽完备科学观点的物理、哲学著作，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就几乎不可能发生。

——摘编自【美】爱德华•格兰特《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

材料四：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明末，罗马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先后来华，与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相往来，研究各种学问。先是明代循元“授时历“，错谬渐多。中外学者合译西方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完成历法改革之业。这个时期的各类译书不下百数十种，如《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天主实义》等，为欧籍入华之始。要而言之，中、外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亦有变换，时人评之：“如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世永利。“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古文家。钱谦益的家乡常熟地区文化发达，是明清时期的学术中心之一。他认为明代更著虽多但是质量比较高的史著并不多见，其原因就在于注重文采，记事不实。他提出了自己修国史的目标，即修订国史，记录那些“开国之功”、“抗节之贤”、“理学之贤”，借修史来纯正社会风气，恢复儒家之纲纪。此后，钱谦益通过购买、抄写、赠与等方式获得了大量档案、图书、典籍、碑刻史料，引用了《皇明本纪》、《天演玉碟》、《龙凤事迹》等二十余种史料与官修《实录》、《元史》相辨证，澄清了元末朱元璋起义的许多相关重要史实。在《太祖实录辨证》中，钱谦益引用了《滁阳王庙碑》、《中山王神道碑）等开国功臣的碑记史料进行研究。此外，他还利用元来陈基的诗作《舟中望虞山），并结合史料考辩出元末张士德被擒于常熟湖桥，“而非《实录》所记之昆陵”，纠正以往的一些记载错误。他的这些努力对明末清初的史学学术发展影响很大。

——摘编自王博《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以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