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明中叶以来出现的新思潮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根本精神上，有十分相似之点。这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李贽以“心本体”的学说为基础，将本质上非圣疑道的内容和体现历史新趋向的要求，理直气壮地运载进“心本体”所谓的“心”中，运载到“良知”之中，开始了从“圣心”到“俗心”的转化，打开了由“圣”转“俗”的通道，即由“禁欲”转为“顺情”由“圣贤”境界转为“俗世”境界，由旧时代迈向新时代，并且走出了相当远的路段。

——摘编自《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材料二：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布利认为：“自然界并没有创造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人生下来是完全平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万恶之源，中国欲求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法国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大声疾呼：“世上穷人们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指出，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卢梭的“人民主权”体现了民主的思想，《百科全书》更是一台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战斗机器”。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不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直接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但为马克思主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相比较，其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理想的自我角色认同。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

材料二  当近代的西化浪潮拍岸而来，在适者生存的普遍法则支配下，中国被迫拜西方为师，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诞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萌发了与大一统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然而另一重政治自我的知觉机能并未因此而衰退，反而在外界的种种刺激下变得空前的够感和强化。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就扮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西方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权力格局，因而西方知识分子既是学术的主人，又是社会的良心。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知识分子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材料一

上海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声援地，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中心地在北京，但追根朔源，这一运动的兴起，无论是思想酝酿，人才准备，都与上海有重要的关系·······经过五四，再到大革命以后，“红潮”不仅已成为上海多元文化中无法忽视的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在全国呈现出燎原之势。

——摘引自熊月之、周武《五四与上海》

材料二

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主要在广东福建沿海布局，推动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区域开发。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中产生了不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因素。处在战略转折关头的中国，将突破口敲定为浦东的开发、开放·······邓小平关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的，发挥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带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腾飞。

——摘编自李正图《浦东开发开放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