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据（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整理

从表格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材料一：康熙帝指出，“乱则声讨，治则抚绥（安抚）”“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如台湾一平……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发，率政流移。夫兴俭化民，民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摘编自《清圣祖实录》《明清史料汇编》等

材料二：1875年，光绪即位，慈禧太后等两宫皇太后颁布懿旨“博采说言，用资治理”。李鸿章提出七大建议：开煤、铁矿，架电线，修铁路，各海口设洋学格致书院，由郭嵩焘出使各国主管洋务，建立海军，停西征、暂时掏弃新疆以加强海防。而左宗棠则上书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必须重视‘塞防’”。于是，这场事关“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的争论由此发端。

材料一：1845—1920年美国对华贸易量占其贸易比重示意图

材料二：1933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赴美商讨双边经济关系，并准备向美国商借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两笔500万美元的信贷，以应国内经济和国防之急需。美国对此有自己的考虑，主动把贷款总额提高到5000万美元。5月29日，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合同》，合同规定：“由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贷给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其中4000万用于购买美国棉花，1000万用于购买美国小麦。”但美国国务院对此合同持否定态度，反对借款给中国，理由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而且这样一笔贷款会激怒日本。最后罗斯福否定了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以上摘编自王建郎、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一  甲午战后，严复提出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1898年，康有为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1903年，康有为表示“有竞争则不能平等，则人人不能皆强……于是有弱者矣，于是有危者矣”。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49)》等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1917年1月，胡适表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918年11月，李大钊指出欧战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919年5月4目，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示威，提出“外争国权、肉惩国贼”等口号。同年6月5-11日，上海参加罢工的工厂企业达50多家，参加罢工工人前后有六七万人。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