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建立在直觉论上的，在《人间词话》中，他进一步把直觉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提出了“隔”与“不隔”的批评标准。

    当代学术界也有许多文章论述到这一对范畴，然而看法却很不一致，褒贬不一。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对“不隔”持肯定态度，对王国维的“隔”论持否定态度，甚至主张对“隔”都须具体分析。朱光潜从诗的“隐与显”的相对性出发，批判了王国维对“隔”的贬斥态度。在这一点上叶嘉莹先生已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用“隐”与“显”来套“隔”与“不隔”是不妥当的。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支持“隔”与“不隔”的分界和批评标准，认为“不隔”是“有形象、生活的真实才能以即目可见具体可感的形态直接展示在人们前面，使‘语语都在目前’”。

    诗词的创作实际上就是美的创造，对于自然美，人必须通过直觉才可以把握，对于艺术美也同样如此。诗人把引起自己审美感受的美“镌之于不朽之文字”便是诗歌艺术的创作目的。诗歌创作也就是对美的摹写，如果诗人在创作前没有与自然通过审美直觉而和谐地统一起来，那么，他的作品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受，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就不存在境界。另外一种情况，即诗人对自然之美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然而他在创作时却“文不逮意”，用词不当，因而其作品到读者那里，读者不能直觉其境界，这两种情况在以直觉论为前提理论系统中都被称作“隔”。

    什么是“不隔”呢？王国维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只有“语语都在目前”，人才可以通过直觉来把握它，如果不在“目前”，就得用“目”去搜索，经过“目”的搜索，这语语才进入了人的意识，这是一个渐近过程，在人的意识中“语语”不是“瞬时”占据人的意识的，因此，不是“须臾之物”，也就与“境界”无缘了，也就“隔”了，“语语都在目前”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所组成画面不需要更多理性分析，这“语语”形成的画面是人的直觉对象，从语言到意象到美的过程是瞬时的，只有如此，诗才在“不隔”。

    诗的创作，首先关系到诗人的感悟能力，诗人须得有一颗无尘垢的赤子之心，这样，通过直觉他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本质，王国维评周邦彦的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评稼轩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

    其次，诗的创作还关系到诗人的表达能力，也就是他能否使文辞达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要少用替代字，如桃用红雨、刘郎，柳用章台、灞岸所替代，“宜其为《提要》所讥也”。这原因是：“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这说明诗人直觉感受能力是一个方面，表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代字能够影响读者的直觉感受，代字代的是什么，这就使直觉渗入杂念，因此，诗也就“隔”了。

（选自李铎《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1035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以下简称“传承学校”），我市又有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南郑区城关小学、洋县青年路小学3所学校入选。至此，我市已有5所中小学获“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称号。

    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传承学校创建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参与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的过程中，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批传承学校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实现了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全覆盖。二是传承项目种类丰富。各地各校依托当地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传承项目，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传承项目包括戏曲、书法（篆刻）、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舞蹈等多种类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三是凸显育人特质。传承学校以教育教学为基础，积极探索开发校本课程。以实践活动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采取专兼职教师结合，聘请社会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传承项目教育教学活动。以辐射带动为拓展，既要带动周边学校，又要辐射社区文化建设。以成果展示为助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

（摘自2018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有删改）

材料二：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图一：

图二：

教师眼里导致活动开展困难的因素

材料三：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然而，传统文化进校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碎片化、不系统，兴趣淡、重知识，课时紧、难安排，有活动、不持久，家校分、不整合……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主现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等，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四：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学生的体会和感悟是最重要的，而学生精神层面要想有大收获，就需要结合文化进校园来总结反思。基础教育是普及教育，也是普惠性教育，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采纳师生中的“金点子”，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关乎世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

    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入心入脑来内化。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师生爱校如家，学生才能爱护校园花草树木，不浪费水电；师生爱校如家，才能生生互爱，尊师爱生。和谐校园的核心是师生关系的和谐。和谐一旦成为一种校园文化，就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语文、历史教材中体现最多，如古诗词欣赏、历史典故等。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板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

    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材料一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 省称为‘国学’。” 显然，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后来大家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联系起来。钱穆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也指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是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长期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为此，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新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不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学理意味极深厚，可惜时人未予重视。

（节选自刘梦溪《国学辨义》）

材料二：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事实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也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都属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最近听一位领导说， 他在新德里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这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

（节选自季美林《谈国学）》）

材料三：

究竟何谓国学?国学内容究竟何指?又该如何理解?迄今仍众说纷纭。理解的歧异主要表现在国学内容究竟指何方面。吕思勉说：“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实亦不然。”吕思勉对国学并未就学术本身予以界定，只是较为概括地指出国学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尤为强调国学与西学并无绝然不同，而在这方面是有深意的。它表明吕思勉并不认同国学与西学是古今之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反击了西化派认为国学与西学绝然对立，不可调和，而必以西学取代国学的观点。虽然就国学本身而言，吕思勉并未讲得分明。

（节选自姜寿田 《国学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材料一：

    就在刚才，上海法院的专门破产审判机构——上海破产法庭正式成立。这一法庭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将紧紧围绕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促进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困境企业救治的任务，依法开展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的审理工作，加强债权人权益保护，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破产法庭是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此前，深圳、北京已经相继成立了破产法庭。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2019年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挂牌成立系全国第三家》）

    材料二：

    根据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据些，企业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通常有三种结果，和解、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对比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能够更大力度、更广层面保护债权人、股东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权利，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债权清偿率通常高于破产清算。

    破产重整可由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提出申请，假定企业能顺利完成重整，则必须经过如下几个步骤：1、申请重整；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裁定准许公司进行重整；3、制定重整计划，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提交法院裁定批准计划；4、计划批准后，重整计划需按期执行完毕，提请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收到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民事裁定书后，重整顺利完成。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2007—2017年发生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注）在49家发生重整的上市公司中，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共计24家，占比49%，民营企业21家，占比43%，另有3家公众企业和1家集体企业。（以进入重整程序前一日的公司属性为准。）

    （摘编自“搜狐网”，《49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例最全梳理》）

    材料四：

    破产保护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后：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雇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如果一旦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它的债权人暂时就不能去追究这个企业的债权，企业就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在申请破产保护的这段时间之內可以想办法，一旦公司通过破产保护，走出了破产法庭以后，相当于把身上的债务甩掉了，可以轻松上阵。

    破产保护除了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局部利益外，它还有利于防止出现大批失业，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智能手环是一种穿线式智能设备。智能手环运动监测功能通过重力加速传感器实现。重力传感器已是一种很成热的技术，手机也罕有应用，比如现在智能手机的屏幕翻转功能，就是通过传感器来实现的。传感器通过判断人运动的动作得到一些基础教据，再结合用户之前输入的个人身体体征的基本信息，根据一些特定算法，得到针对个人的个性化监测数据，诸如运动步数、距离以及消耗的卡路里等，从而判断运动的频率和强度。由于每个人运动随个人身体体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因而用户在使用手环进行监测前需要在APP中录入自己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信息，信息自动同步到手环中，通过传感器监测运动动作，经过特定算法最终实现运动监测的功能。睡眠监测也通过相同的传感器技术实现。人的睡眠接照脑电波信号可分为五个阶段：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深睡期、快速动眼期。在不同的阶段人的脑电波可以迅速改变，有意思的是，重力加速传感器并不具备直接探测脑电波的功能，所以它是将人在眼中动作的幅度和频率作为衡量睡眠的标准，来判断睡眠处于哪个阶段，手环的智能闹钟功能，会在快速动眼期将用户唤醒，因为在快速动眼期睡眠者会出现与清醒时相似的高频低幅的脑波，比较容易喚醒，如果此唤时醒，睡眠者会感到神清气爽，有一个很好的睡眠效果。

    （摘编自沈丹（智能手环是如何进行数据传输的》）

    材料二：

智能手环主体一般采用医用橡胶材质，天然无毒，外观设计高档时尚、大方，不仅具有运动健康秘书的功能，还具有时尚装饰的功能，有流线花环，颜色也是多样，这种设计风格对于习惯佩戴首饰的用户而言，颇具有诱惑力。手环的设计风格堪称百搭。而且、别看小小手环个头不大，功能还是很强大的，比如它可以说是一款高档的计步器，具有普通计步器的一般计步，测量距离、卡路里、脂肪等功能，同时还具有睡眠监测、高档防水、蓝牙4.0数据传输、疲劳提醒等特殊功能。

智能手环内置低功耗蓝牙4.0模块，可以与平板、PC客户端进行接，可以随时随地设置身高、体重、步幅等信息和上传运动数据。另外，智能手环还具备社交网络分享功能，比如用户可以将睡眠质量、饮食情况和锻炼情况以及心情记录等通过绑定微博等社交网络进行分享。

    在使用时间上，由于智能手环内部内置了一颗锂聚合物电池，续航时间可达10天，续航能力还是很强的。

    摘编自（智能手环有哪些特点及特性）》）

    材料三：

    几年前，智能手环作为可穿戴设备进入大众視野，以实现健康管理、运动监测、手机交互等功能为目标被炒得火热。功能看似高端，门槛实则低，一时间市场内涌现了大量可穿数设各厂商。

然而近年全球可穿戴行业态已显，智能手环炒作红利期已退湖。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可穿戴设备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在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可穿戴市场出现疲软态势，整体销量为2300万只，仅仅保持了3.1％的微弱增长，出货量则为270万只，较2015年同期的560万只下降了51.6％。预计2018年我国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在400亿元左右。

    真正随着热潮成长起来的智能手环企业少之又少，早期进入市场的品牌如今的经营状况也很惨淡。种种迹象都表明智能手环遇冷是行业的现状，我们需要思考智能手环在脱离炒作红利期后，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降温。目前来看，智能手环的需求依然存在，也非纯概念炒作，并且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智能手环作为能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其实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虽然野蛮生长的红利期已过，但是寻找到智能手环的刚需，依然能成为它下一次热潮的引爆点。

    （摘编自沙水《智能手环春天已过，未来出路在何方？）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