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耒，字次耕，吴江人。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康熙时，以布衣试鸿博，授检讨，纂修《明史》。上书总裁，言要义八端：宜搜采博而考证精，职任分而义例一；秉笔直而持论平，岁月宽而卷帙简。总裁善其说，令撰《食货志》兼他纪传，自洪武以下五朝稿皆所订定。寻充日讲起居注官 ， 修《实录》、《圣训》。尝应诏陈言，谓：“建言古无专责，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攻六贼，杨继盛以部曹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言事为越职。夫人主明目达聪，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岂盛世事？臣请弛其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庶罔上行私之徒，有所忌而不敢肆。于此辈甚不便，于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遇地方大利弊，许其条奏。水旱灾荒，州县官得上闻。如此，则民间疾苦无不周知矣。”更请许台谏官得风闻言事，有能奋击奸回者，不次超擢 ， 以作敢言之气。二十三年，分校礼闱 ， 称得士，名益甚。既以布衣进，齿最少，又傲睨不能容人，因此忌者颇众。议起，坐浮躁降调，遂归。

    耒有至性，初被征，辞以母老，不获命，乃行。既除官，三牒吏部以独子请终养，卒格于议不果归。逮居丧，哀毁骨立。少受学同郡徐枋、顾炎武。枋殁，周恤其孤孙，而刻炎武所著书，师门之谊甚笃焉。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而止。平生嗜山水，登高赋咏，名流折服。有《遂初堂集》。又因炎武《音学五书》为《类音》八卷。炎武复古，耒则务穷后世之变云。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

（选自《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有删改）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获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世人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命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