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注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择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

李北方

    ①有些科学的支持者不甘于坚守科学的边界，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认识，这种倾向被称作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轻慢态度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某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变本加厉地延续下来，他们挥舞带有科学标签的大棒，一切与现代科学不相兼容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如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都可能遭到攻击和打压，被冠以“不科学”或“伪科学”之名。学者江晓原认为，称这些人为科学主义者是不准确的，把他们叫作“科学麦卡锡主义者”可能更恰当。

    ②科学是靠其研究方法而获得认证的，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医，便可知中医理解人体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并不是科学方法。经典中医的学习靠的不是在实验室里拿小白鼠做实验，而主要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和领悟；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是不可实证的，如解剖学并不能证明经络和穴位的存在，但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的针灸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中西方广受欢迎；中医处置更多基于对特定病人病情的整体把握，治疗方式故而是难以复制的。中医的精妙正是体现在对看似相同的病症的不同处置方法上，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共使用98个不同的处方。

    ③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当中医面临这样的挑衅时，且让我们回到现代科学的定义，必须说，中医不是科学，它是非科学，而不是“不科学的”，更不是什么“伪科学”。中医是独立于现代科学的一种认知体系，在它的面前，科学应该止步。

    ④可惜的是，慑于科学理念的霸权地位，如今的中医支持者在面对“科学麦卡锡主义者”的大棒时缺乏自信，往往陷入了被迫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境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科学霸权地位。很多中医支持者没有认识到，捍卫中医最好的方式不是将中医和科学扯上关系，而是在中医和科学之间划清界限。

    ⑤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但相信通过科学获得进步，而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边界。科学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正如它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能赋予人生意义。在科学不能解释的领域面前，它应该停住脚步，而不是企图攻城掠寨。一个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必然反对将科学意识形态化，摒弃作为利器使用的“伪科学”的说法，用更加中立的“非科学”视角看待中医等传统文化的价值。

（选自2016年第1期《国学》，有删改）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象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作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象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节选自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开 镰

洪忠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母亲心目中，没有什么农事比开镰收割稻子更重要了。

    夜，是时间投在山村大地上的影子，偶尔的犬吠，一如村庄的梦呓。月光刚刚飘过老屋天井上空的檐头，鸡一啼，母亲就醒了，她窸窸窣窣地起床，厨房的灶窟里就有了噼啪的声响。似乎，每一年稻子的开镰，都是这样的前奏，而且以月光与曙光为夹层。当我醒来时，厨房饭甑里的饭都蒸熟了，茶筒里已灌了开水，母亲和禾镰却不见了踪影。

    村庄田野上最早的开镰，总是以母亲躬身的收割为起点。嚓，嚓，嚓，一丛低着头的稻子，刚好在母亲手里是盈盈的一把，割下几丛就是一摞。我看着大丛大丛的稻子，在母亲的弯弯的齿状的禾镰镰口纷纷倒下，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禾镰还啄在禾戽上。

    稻蔸上的镰痕，新鲜，平整，那拓展延伸的行数，是母亲俯身左右开镰的频率。母亲衣服的后背上，明显有了汗渍留下的盐碱，白白的一片。那抢收抢种的日子，仿佛日夜都混沌不清。尽管母亲累得直不起腰，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她和村里人一样，都有一种焦灼的幸福感。一把木柄的禾镰，弯弯薄薄的，铁质的镰齿里可以生发出生活的无限美好。

    那一垄一畈的稻田里，都是与母亲一样躬身舞动禾镰收割的父老乡亲。

    敬老有福，敬土有谷。男也勤，女也勤，三餐茶饭不求人。小暑小割，大暑大割。禾镰上壁，农夫也没得吃。母亲类似的话语，来自于农家耕作生活的沉浸，好比有一根无形的线，始终牵着春种秋收的关联。浸种、育秧、栽插、耘田、施肥、收割，既是乡土中国稻作的一种链接，也是我对稻子种植的程序性认识。

    在村庄的炊烟袅袅中，在我的乡土田野记忆里，似乎所有的色调都与稻子有关。稻子那阳光镀亮的色泽，那饱满而成熟的色调，又仿佛让我穿越回了遥远的童年，童年的歌谣复苏起来，少年时代的时光显影起来——

    瘌痢头，光油油；

    糯米饭，蒸芋头。

    芋头蒸不烂，赶你去讨饭；

    ……

    手捧苞芦（玉米）粿，

    脚烘石炭火，

    神仙皇帝不如我。

    ……

    往往，诸如此类的童谣都是以我家乡婺源的方言为版本的，今天，已是乡村远去的拮据生活的写照，哼唱起来犹如古调。

    民以食为天。米，是稻的化身，是民间的福祉，是大地万物的象征。如今，婺源乡村开镰庆丰收，民间有着自己的激情和独特的方式。比如做新米粿、蒸汽糕、舞稻草龙，还有迎桂花灯、瓜果灯，人们总是用内心真挚朴实的情感，表达庆祝丰收的喜悦。

    “人生土是根，命存地为本。”婺源民间对土地与稻子的信仰，既是生活的烟火，又是心灵的路径，可以让人的心灵通往更远更辽阔的地方……这也是我对婺源民间文化遗存一直保持浓厚兴趣的根本原因。诸如婺源农俗中，正月初二贴联牵牛饮水祝愿耕牛平安的“开牛栏门”，正月初七开始祈愿驱邪攘灾五谷丰登的迎“社公”，秧田发青之际请土地菩萨、祈愿丰收的“安苗”，以及农历六月“卯日”敬祖先与五谷神的“吃新”，所有这些，应是我的父老乡亲对乡土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一种传承，也是我一直在视线内追根溯源、进入田野调查的主题。

    我欣喜地看到，在家乡婺源的大鄣山、赋春、镇头、中云、江湾一带，近几年有村民种植有机稻尝到甜头，开始走规模化有机化的路子。他们不仅种田能够享受国家政策性补助，购置农机也有补贴。在那层层叠起的翻滚的稻浪中，禾镰的欢吟已经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收割机。场面虽然没有北方麦收那样壮观，但却成为山村田野一道新的风景。

    又是一年秋收开镰时。秋风中，还有几分燥热，夹杂着草木与稻谷混合的气息。像犁耙耖里储满了耕作记忆一样，母亲每一把禾镰的齿痕里，都是开镰收割鲜活的显影。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家山

    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龚自珍）

    ——题记

    ①年轻时，我喜欢独自哼唱苏联名歌《喀秋莎》。只要“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溜出嘴边，一种轻纱薄雾般的温馨感，便导引我返回医巫闾山脚下的故乡。其实，故乡影像，在我少年时橙色的梦里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一切兰因絮果毕落于苍茫之中，只觉得家就是山，山就是家。只要推开屋舍的后门，闾山清泠泠、水洇洇的翠影，伴着天涯云树，便赫然闪现在眼前。当然最好是在久雨新晴的夏日，或者气爽天高的初秋，大地饱绽着新鲜，充满了泼辣的生机。

    ②我第一次亲近闾山，恰逢梨花开得正闹的时节。山坡上，原野里，到处泛滥着浩荡的春潮，浮荡起连天的雪浪。我们乘坐马车，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穿行于花林树丛中，像是闯进了茫无际涯的香雪海，又仿佛粉白翠绿的万顷花云浮荡在我们的头顶上。几十年间，这个景象始终定格在我的记忆之窗上，只要闭上眼睛，它便立刻浮现出来，特别是当我听到那首名歌《喀秋莎》的时候。

③盛夏的一天，我同三位文友聚坐在北京地坛的一间小亭子里。一番豪雨过去，松林里的空气格外清鲜、凉爽。大家谈论的话题是退休后到哪里觅个合意的住所。一位说，老家烟台最为理想，碧树隐红楼，一枕清幽 ， 春季繁花簇簇，夏天浓荫翳日，冬日又比较暖和。另一位来自云贵高原，他的首选是春城昆明。在北京闯荡了二十多年的小魏说，他想在地坛附近赁屋小住，风晨月夕，伴着虫吟鸟唱，到地坛信步闲游。他的这种想法马上遭到了质疑，大家都说他是受了史铁生的影响。地坛是史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里几乎灌注了他全部的情感，可别人未必受得住那份苍凉与寂寞。大家谈笑风生，颇有孔门四子“各言尔志”的意趣。当三人把目光转向我时，我说，我要回闾山老家。

    ④我出生在闾山脚下。父亲望子成龙，希望我有所作为，便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六岁进私塾，校歌头两句就是“闾左辽西我校在，钟灵毓秀作英才”。及长，读到《湛然居士文集》，发现元朝宰相耶律楚材在他七百多首的诗作中，忆及闾山的竟有二十来首。原来，耶律楚材生在北京，祖籍却在闾山西麓，那里也是他父亲及两个哥哥的庐墓所在。十几岁时，他曾回到闾山读了几年书。后来辅佐元太祖万里西征，而闾山旧隐仍然时萦梦寐，有诗可证：“闾山旧隐天涯远，梦里思归梦亦难。”回到大都之后，日理万机，但家山依然刻刻在念。他向往着回归退隐：“何时致政闾山去，三径依然松菊寒。”只是，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直到五十四岁生命终结之时，他还在宵衣旰食，勤劳王室。这些颇像当年的卧龙先生，他出山辅佐刘备时嘱托自己的弟弟：“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谁知命运之神搬了个道岔，出师未捷身先死，星陨秋风五丈原。生命在卧龙身上停止时，正好也是五十四岁。

    ⑤早在先秦典籍《周礼》中，即有关于全国名山“五岳五镇”的记载，五镇之一即为东北医巫闾。“医巫闾”系东胡语音译，意为“大山”。闾山在东北“三大名山”中尤负盛誉，风景绝佳，历代文人骚客登临寄兴，抒写情怀，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较之于水，山更切近禅关，远于人境，望之辄有潇洒出尘之想。而此间瘦劲的奇松，幽峭的危岩，以及丰富的神话传说，饶有一种清寒入骨的丰神和超然绝俗的意蕴。

⑥闾山自东北逶迤西南，绵延百里。其地为塞外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民族文化同汉族文化交融互汇的结合带。如果说，“整个内蒙古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呼伦贝尔草原“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 那么，闾山一线则是他们研习中原文化、接受华风洗礼的大课堂。辽朝以来，此间文风夙盛，耶律倍和他的八世孙耶律楚材先后在闾山佳胜处建立了读书堂，殿宇岿然，书香袅绕，千载以还，旧貌一直保持完好。

    ⑦闾山内外，碑碣如林，题刻触目可见，仅北镇庙即有五十六座诗文碑，其中，元代的达十二座。过去这一带私塾多，读书人多，藏书家多。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仍很发达，学书作画蔚然成风。山里民风淳朴，较少世故，只是由于过分质直、认真，有时不免透出几分呆气。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趣话，有个过路人向一位老者问询：“到大观音阁还得走多长时间？”老者瞪目不答。问路人以为遇见个聋子，便顾自向前走去。不料，刚刚迈出几步，便听老者在后面招呼：“回来，我告诉你，再有一袋烟工夫就到了。”那人怪他开始时何以不说，他说：“当时我不知道你的步子有多大。”逗得问路人噗嗤笑了。

    ⑧不到闾山，已经十几年了。这次旧游重到，感觉风物依然。在商品大潮滚滚滔滔、无远弗届的今天，山上山下仍是清幽雅静，整洁一新，没有看到其他名山胜境常见的香烟缭绕、市声鼎沸的景象，置身其间，确有一种回归自然、陶然忘机的感觉。东道主嫌游人稀少，希望我能帮助向外宣扬一下。我说，天生丽质少人识，未必就是坏事。假如它也像有些地方那样，仕女如云，摩肩接踵，恐怕这块心灵的憩园也就化为乌有了。

    ⑨最后应该说明，耶律倍的读书堂，这次我并没有蹑履亲登，因为它高踞于闾山绝顶，实在太险峻了。像这类需要仰头方可逼视的事物，毕竟总觉得离平常心太远，因此，不去攀援也好。

(取材于王充闾的同名散文)

端午节

鲁迅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安慰。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地，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这其实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居然倒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后来竟不理无关痛痒的官吏，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化为索薪骁将了。他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阴历五月初四午前，他一回来，方太太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一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发了么？”方太太说。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又说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方太太看着他的脸说，“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照旧例，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递给方太太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怎么了？……这样早？……”方太太看了他说。

    “发不及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我午后去寻金永生，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说。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说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然而不多久，他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莲花白竟赊来了，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地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走远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节）

【注释】《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