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伸出援助之手

    1963年，纽约，基蒂·吉诺维斯从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回家。她的公寓位于皇后大街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内。当她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一个持刀男人向她走来，刺了她很多刀。基蒂大声呼喊救命，一个邻居在窗口大声警告那男人：“放开这个女孩！”歹徒正欲逃跑，但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于是又从车里走出来，将基蒂击倒在地，继续刺杀她。这个不幸的女孩继续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了警。警察接到报警后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但这时基蒂·吉诺维斯已经死亡，歹徒也不知去向。

    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时发现，该袭击行为总共持续了35分钟，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个人报了警。为什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向基蒂·吉诺维斯伸出援手？皇后大街的居民们难道真的毫无同情心吗？难道只是因为公众道德的丧失吗？

    在感慨现代人日渐冷漠的同时，社会学家们想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探究类似事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美国，社会学家拉特纳和助手达利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当面临危机情境，需要出手援助时，现场的人数越多，出手相助者反而会越少，甚至没有人介入。

    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实验员向公众发布一个“招聘启事”，从应征者中甄选出各方面条件相似的人员参加一次“面试”。

    当不知内情的“应聘者”来到“面试”现场时，一位女士（实验员假扮的）安排他们在一间小办公室填写问卷，告诉他们先稍微等一会儿，自己要去拿一份文件，随即掀开门帘走进隔壁的办公室里。这时候，实验才正式开始，实验员在这间办公室里播放事先录制好的录音。

    于是，正在隔壁等候的“应聘者”先是听到那位女士爬到椅子上拿东西的声音，紧接着是她的尖叫、椅子摔倒的声音。随后，又传来女士痛苦的呻吟声：“噢，天哪！我的脚……我……我……搬不动它，噢，我的脚脖子……我……没法拿开身上这东西。”

    拉特纳和达利想了解，在这种危机情境中，“应聘者”独自一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又会作出什么反应。他们记录了每组“应聘者”实施救助行为的百分率和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如果“应聘者”在听到录音后四分钟内不作反应，实验就停止。

    与“人多力量大”等观点的预测正好相反，实验的结果是：当单独一人时，70%的人会马上离开座位，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帮助；当两个“应聘者”在场时，离开座位的时间就要长得多，其中一人试图提供帮助的比例陡然下降到40%；而如果旁边有人无动于衷（由研究人员假扮），则仅有7%的“应聘者”尝试着提供帮助。他人的袖手旁观，对见义勇为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降低了人们积极伸出援手的可能。

    通过分析，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是拉特纳和达利提出的“责任扩散效应”。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在某种紧急事情发生时，如果有其他人在场，帮助他人的责任被无形地“扩散”到其他人身上，每个人帮助他人的责任就相应地减少了。

    打个比方，假定在紧急情境下，救助的责任是100%的话，当一个人独自面临这种情境，由于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的责任就是这完完整整的100%，他是否采取援助行为将直接影响整个事件的发展结果。

    相反，如果同时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救者的责任，以及见死不救所产生的罪恶感与羞耻感被扩散到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于是每个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就算我这个小小的1%不管，其他的99%总会发挥作用的。”因此，提供帮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似乎都成了别人的事，总觉得自己不去援助，还会有别人去做，事情总是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责任扩散效应”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幕惨剧。正是因为在场的每个人头脑里“除了自己之外会有很多人去帮助受害者”的想法，抑制了围观者的帮助意识，造成了实际上没有人伸出援手，不幸的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援助的局面。

       “先生，爱小姐来了。”费尔法克斯太太平静地说。他点点头，仍旧瞧着那狗，那小孩。“让爱小姐坐下吧。”他说。勉强生硬地点头，不耐烦却不失礼的腔调似乎在进一步表示“爱小姐来没来与我何干？这会儿我可不想跟她打招呼”。

       我坐下来，不再窘迫。

       他仍旧像尊雕像，既不开口也不动弹。费尔法克斯太太大概觉得该有人表示一下友好，就开始讲话。照常和和气气，照例老一套——对他忙了一天表示慰问，说他脚扭了一定疼得厉害，心里烦躁，又夸他忍受这一切的耐力与毅力。

       “太太，我想喝点儿茶。”这是她得到的唯一的回答。她忙起身打铃，托盘送来之后，又动手摆好杯子、茶匙等等，殷勤又利索。我和阿黛勒走到桌前，但主人却并不离他的睡榻。“请你把他的茶送过去好吗”费尔法克斯太太对我道，“阿黛勒没准儿会弄洒的。”

       我照办，他从我手中接过茶杯。阿黛勒觉得这是为我提出要求的好时机，叫道：“先生，你小箱子里不是有件礼物要送给爱小姐吗？”“谁说起礼物来着？”他硬邦邦地说，“你期盼礼物么，爱小姐？喜欢礼物么？”他细细打量我的脸，目光阴沉、恼怒、刺人。“说不上来，先生，对礼物我没什么经验。人们一般认为礼物令人愉快。”

       “一般认为？那你怎么想？”

       “请给我点儿时间，先生，才能给您一个满意的回答。一件礼物有许多方面，对不对？人得全盘考虑之后才能对礼物的性质提出看法。”

       “爱小姐，你不如阿黛勒坦率，她一见我就大叫大嚷地要礼物，而你却拐弯抹角。”

       “因为配不配得到礼物，我不如阿黛勒有自信。她可以做为老熟人提出要求，也可以照老习惯这么做，她说你早就习惯送礼物给她。但非要我就此事发表看法，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我是陌生人，又没做过什么值得感谢的事。”

       “哦，别用过分谦虚来帮忙!我考过阿黛勒，发现你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她不机灵，也没天分，但时间不长，却进步不小。” “先生，您已给了我一份‘礼物’，我感谢不尽。自己的学生受到夸奖，正是做老师最向往的东西。”“哼!”他哼一声，默默喝茶。

     【注释】费尔法克斯：也有的译本为“费尔费克斯”。

【案例回放】

①某电视台一档少儿才艺节目，让一位5岁的小女孩穿上“性感露背装”学扭臀。接着主持人问小女孩：“你在幼儿园里有没有交上男朋友啊？”……

②在一则儿童食品电视广告中，一个小男孩学着古代皇帝的样子，一边背着手踱步，一边用极其成人化的口吻说：“吃方块酥，享皇帝福，我是小皇帝！”

③某市新华书店，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书堂而皇之地摆在儿童读物柜台，其中充斥着暴力、色情、惊悚等不堪入目的内容。

【调查统计】儿童对电视广告的反应调查

【网友声音】

       @小黄蜂：在这个泛娱乐时代，儿童难以摆脱“被看”的命运，成为大众逗乐的工具。大众有一种畸形的癖好，他们愿意观看儿童对成人的戏仿，这种不伦不类的娱乐性场面让他们感到满足和得意。

       @胡桃夹子：儿童电视广告对儿童的负面危害不仅仅是让孩子在语言使用上出现早熟，更加严重的危害是使孩子由于语言的影响进一步发展成为思想早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小大人”。

       @没枝叶的树：许多家长高呼“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种急躁的拔苗助长的心态里，儿童的天性被摧折了，发展的基础断裂了，像被拔过苗的庄稼那样逐步枯萎。

【校园童谣】

①作业最多的人是我，书包最重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

②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找个朋友，到校园转转。带上球鞋，戴上护腕，套上队服，到球场玩玩……

【专家看法】

       陈沉（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真人秀节目或者娱乐节目并不是要排斥儿童的参与，而应该确保正确的参与形式和评价标准，越不符合儿童身份年龄的表演内容，越是能得到肯定和追捧这一标准应该被终止。

       陈智雄（心理咨询师）：儿童成人化倾向同时受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影响。人的健康心理成长是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的，如果直接跳开某个成长阶段的活动和经历，很可能给孩子的心智带来不可逆转的空缺与伤害。

       姚倩（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络中大量的色情、暴力、恐怖的内容，使儿童仅仅坐在电脑前便打开了进入成人世界的大门，在情感经历上便越来越早熟，缩短了由儿童走向成人化的时间。

       张雪梅（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在成人化的网络游戏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孩子们互相打杀，可能会把虚拟世界里的一些仇恨带到生活中来，实施一些报复行为或者说伤害行为，最终导致违法犯罪这种现象的发生。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作者）：正是现代传媒影响才使童年过早“消逝”。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伪成人”，实在令人痛心和尴尬。

新年怀旧

丰子恺

       童年新年的欢乐，始于新年的前夕。

       大年夜的夜饭，我故意不吃饱，好享受夜间游乐中的小食。从黄昏至黎明，街上携着灯笼收账的人络续不绝。收账的人，最初来在黄昏时，第二次来在半夜，第三次来在后半夜。收不上时就放弃不收，说道“带点老亲”，很客气地告别。平日天一黑就关门，这一天通夜开放，灯火满街。我常常跟了我们店里的收账员，向各店收账。访问各店，在我是一种趣味。他们有的请年菩萨，有的准备过新年。还有的在那里掷骰子。认识我的，还拿本店产的食物送给我吃。

       我吃饱了东西回到家里，里面别是一番热闹：灶间里拥着大批人看放谷花。放的人一手把糯米谷撒进镬子里去，一手拿着一把稻草不绝地在镬子底下撩动。那些糯米谷得了热气，起初“啪，啪”地爆响，后来米脱出了谷皮，渐渐膨胀起来，终于放得像朵朵梅花一样。这些梅花在欢呼声中出了镬子，就被拿到厅上的桌子上去挑选。八仙桌中央堆了一大堆谷花，张开笑口的男女老幼你一堆，我一堆，竞相拣出纯白的谷花来，放在一只竹篮里，预备新年里泡糖茶请客人吃。我也参加，但任务不是拣而是吃。那白而肥的谷花又香又燥，比炒米松，比蛋片脆，是难得尝到的异味。

       元旦的下午，大街小巷，鼓乐之声遥遥相应。现在回想，这种鼓乐最宜用为太平盛世的点缀。丝竹管弦固然幽雅，但最富有大众性的乐器，莫如打击乐器。俗语云：“锣鼓响，脚底痒。”打击乐器是对大众最有号召力的乐器。除大锣鼓外，还有小锣、班鼓、檀板、大铙钹、小铙钹等，都不能演奏旋律，只是同样节奏的反复，在轻重缓急中加以变化。像我，十来岁的孩子，略略受指导也能参加新年演奏。其音节浩荡，是华丽盛大的。在近处听时，心会忙着和它共鸣，无暇顾到他事。从远处听时，似觉远方举行着热闹的盛会，不由心生向往。试想：我们一个数百户的小镇同时响出好几处的浩荡的鼓乐来，云中的仙人听到了，也会羡慕盛世黎民的欢乐呢。

       新年的晚上，我们又可从花炮享受眼福。最好看的是放万花筒。大人们一到新年，似乎袋里都是闲钱。斥两百文购大万花筒三个，摆在河岸一齐放起来。河水反照着，映成六株开满银花的火树，这般光景真像美丽的梦境。东岸上放万花筒，西岸上的少年岂肯袖手旁观呢，势必在对岸上也放起一套来。或者高高地放几十个流星到天空中，更引起远处的响应；或者放无数雪炮，隔河作战。闪光满目，欢呼之声盈耳，火药的香气弥漫在夜天的空气中。当这时候，全镇男女老幼似乎都以游戏为职业。

       新年里孩子们每天总要访问爆竹店一次，而我格外热心。我曾把鞭炮拆散来，改制成无数的小万花筒，其法将底下的泥挖出，将头上的引火线拔下来插入泥孔中，倒置在水槽边上燃放起来，宛如新年夜河岸上的光景。虽然简陋，但神游其中，想象得比河岸上的光景更加壮丽。这种游戏只限于新年内，平日是不被许可的。到现在，偶尔闻到火药气时，我便立刻联想到新年及儿时的欢乐。

       二十多年来，我或为负笈，或为糊口，频频离开故乡。上述种种，在这二十多年间渐渐消灭。但希望每年有个像“新年”的新年，以调剂一年来工作的辛苦。我想这像“新年”的新年一定存在着，将来总有一天会来到的。

（选自百花文艺出版社《丰子恺散文精编》，2001年版，有删节）

寻找父亲

    ①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的卷首中，引了一句哥萨克民歌：“你啊，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河流、山脉、草原等自然风物所代表的故乡，是一个人的生养之地。正如父亲一样，它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我们精神承继的主要源泉。

    ②我的故乡，就是父亲的土地。父亲把我生养在其上，让我在那广袤的土地上呼吸、游走、生长。就人的本性而言，我们这些融化在大自然中的孩子，更形同草木、露珠、鸟雀，从内向外地生长着，扎根大地，向着天空。

    ③我有一个自由散漫的童年，这得益于故乡草地的开阔。父亲在我蹒跚学步时，就离开了人世。少年时代，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缺憾。多少次，看见邻居小孩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样子，我反而感到庆幸。

④但渐渐地，我长大了，在心中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追寻——寻找父亲。不只是寻找生身之父，更是一种自我认定，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小时候，不认识我的人问我是谁，要我回答我是谁的儿子，可我连父亲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我哪里情愿说出那个极其陌生的名字呢？但我之为我，不能没有父亲。其实，多少年后，父亲的真实形象已无足轻重，我所寻找的，恰恰是一个超越了血肉之躯的父亲形象，那应是一种抽象化了的精神形象。父亲不过是他的“外身”，实质是我所由来的精神故乡。

    ⑤劳伦斯曾断言：“每一片土地都有其地域之灵，每一个人都被某一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故乡。地球上不同地域放射着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生命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不同的磁力——地域之灵确是一种伟大的真实。”一个人无论诞生在一个多么贫瘠的地方，也无论走到一个多么富裕的地方，都会深深怀恋那里。这也许不可思议，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宿命。“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这就是地之灵所放射出的引力。寻找不只是想念家乡亲人，想念故园风物，更是一种绵延无期的精对神故乡的强烈渴望。我对父亲的寻找，其意义正在于此。事实上，一个人对“父亲”的寻找，从他一诞生就开始了。

    ⑥我常常虚构父亲，直到我在二十岁以后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照片：苍白，瘦削。那时他才四十岁，然而已病入膏肓。从他明亮而有神的眼中，我分明看出了一种坚强有力的人生意志，而这，绝不仅仅是他身体的信号。这是他扎根大地，在大地上流浪所赢得的最为宝贵的赐予。父亲当过兵，打过仗，最后是以复员老兵、木匠、民间艺人的身份流浪于白山黑水之间。他拉一手好二胡，画一手好画，常常跑到野台戏班子里凑数。

    ⑦“你啊，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我不能不感谢那块土地，那块嫩江边上，对我，对它的子民永远放射着光芒的土地。嫩江和它所流经的土地、田畴、草甸，以及乡言土语，风俗习惯，无不对我放射着灿烂的生命光华。我的一切是它赐予，我岂能不感谢？

    ⑧久久不去的冬天，坚韧活着的树木，在这看似酷寒难耐之地，人的性格也被陶铸得粗犷而豪放。但不是所有的性格都如此，父亲身上所具有的艺术气质，还是或多或少地传给了我，这也算是对粗犷而失之细的一种补救吧。

    ⑨大自然永远不会单调，精神故乡，无时不在四季的轮换中找寻那趣味盎然的记忆。当我在人生的苦旅中，感到郁闷、压抑、徘徊无主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我的精神支柱在故乡，在大自然，在以我父亲为代表的乡民身上。

    ⑩写过《天使望故乡》的美国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把人的故乡情思概括成“为找到一个父亲的努力”。但这个父亲不仅仅是赐予我生命的父亲，也不仅仅是我幼年失去的父亲，而是超越了物质需要的一种力量和智慧的形象。我的生命的信念和坚守，只有和它才能合而为一，这也是我对父亲不断加以想象和虚构的实质。父亲的早逝，在我心里，已经把他与故乡、大自然融合，形成了一种比温柔的母爱更富有启示性的力量。（文章改编自《父亲·故乡·地之灵》）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漂泊了那么久，她将写作奉为宗教，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自由地创作，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

    漂泊将近百年过后，萧红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除了她小说般戏剧性的爱情，还不可忽视她深处的大时代背景。动荡的时代，匮乏的物质反而造就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亢奋和对信仰的执着，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 “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她追求的是不同寻常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的轨迹遍布各地，从北国到粤港，从西北到日本。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我们辗转走访这些站点，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几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作为女性，萧红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蕻良并与之南下香港，更是在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她的漂泊似乎也从被动的行为转为一种主动的习惯。尤其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因此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从此萧红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

    萧红和萧军虽然都被列为左翼作家，但实际上至少萧红没有那种明显的红色热情，且对政治十分冷漠。后来舒群曾劝她去延安，被她拒绝了，唯一的理由是她害怕再过斗争的生活，她需要安慰，需要家庭，需要温暖，她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找，最后她找到了端木蕻良。她一旦告别了斗争，就告别了那个时代，因此她的黄金时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味道。

（摘自李菁《萧红：逃不出的命运》）

    “百度百科”相关注释：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 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萧军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1月22日，萧红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去世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