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画图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听说今春杭州举行金刚法会时，班禅喇嘛叫某剃头司务来剃一个头，送他十块钱，剃头司务叩头道谢。若果有其事，我想当他工作的时候，“活佛”也是默默地把头交付他，任他支配的。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于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闲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于她的一片苦心。这照片仿佛表示：她在物质生活上不幸而做了船娘，但在精神生活上十足地是一位贵妇人。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梢去做夜饭。

（有删节）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解放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的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现在九十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自己也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如果想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说是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在服饰制度上出现了疑点，所以怀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室里客人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又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有一次，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又有一次，他说，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人格品质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今生今世的证据

刘亮程

    ①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没用处了。我们搬去的地方会有许多新东西。一切都会再有的，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

    ②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去告别，不知道回过头说一句：草，你要一年年地长下去啊。土墙，你站稳了，千万不能倒啊。房子，你能撑到哪年就强撑到哪一年，万一你塌了，可千万把破墙圈留下，把朝南的门洞和窗口留下，把墙角的烟道和锅头留下，把破瓦片留下，最好留下一小块泥皮，即使墙皮全脱落光，也在不经意的、风雨冲刷不到的那个墙角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吧，留下泥皮上的烟垢和灰，留下划痕、朽在墙中的木头和铁钉，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③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④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生怀疑。那是我曾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看见过地深处的大风?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骸和根须。我真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整个村子静静的，只有那只鸟在叫。我真的沿那条黑寂的村巷仓皇奔逃?背后是紧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他的那条好腿一下一下地捣着地。我真的有过一棵自己的大榆树?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桩，它的横杈直端端指着我们家院门，找到它我便找到了回家的路。还有，我真沐浴过那样恒久明亮的月光?它一夜一夜地已经照透墙、树木和道路，把银白的月辉渗浸到事物的背面。在那时候，那些东西不转身便正面背面都领受到月光，我不回头就看见了以往。

    ⑤现在，谁还能说出一棵草、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

    ⑥这一切，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牲畜，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⑦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功夫，它变成另一个样子。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刷白灰时，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他们挖墙边的土，一截一截往上打墙，还喊着打夯的号子，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他们也不填它，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一年又一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

    ⑧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时，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还有，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我，他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

    ⑨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

偷父

刘心武

    那晚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电灯，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地关闭着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有贼！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声响，循声过去，便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常，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用那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东西掏出来！他把两手伸进裤兜，麻利地将兜翻掏出来，又把手摊开说：“啥也没拿啊！”

    但他那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保持着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我来到门厅里，开始讯问。

    “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

    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警察来了，你会是怎么个处境呢？”他叹了口气：“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那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完装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流浪。现在就靠结伙偷窃为生。

    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大汗的少年，问他：“饿吗？”他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

    我决心放他回去，对他说：“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要跟你说，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的事，你应该走正路。”他点头。

    我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

    天哪！原来还有个大活人在我床底下！我慌忙将窗帘叉拿到手里，准备拨110。这工夫那少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回到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求您了！”

    那幅油画，是我临摹的凡高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里，人物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的，看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

    我细问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

    他执拗地告诉我，他没有妈。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嫌他爸穷，跟别人跑了。他记得他爸，那扎人的胡子碴儿，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去年的一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

    少年说，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家窗外看见了这幅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他说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今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我听这孩子讲他爸的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今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的画像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溢出了眼角。

    我把画送给了他。他不懂得道谢，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一溜烟儿跑下楼梯，气喘吁吁地踏出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派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补充一句叮嘱：“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

裱画徐

马犇

    裱画是一门传统手艺，淮城自古多文人墨客，裱画的地儿也就不缺乏了。说是裱画，其实字也裱。

    本土出产的画，外地的画，还有那些需要修缮的旧藏，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但后来，有些作坊后继无人，有些作坊不再经营这老手艺，还有些作坊改成了机裱。

    不管别人怎样，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姓徐的裱画师，一直坚持手工装裱。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他居于淮城天妃宫的芦苇畔，号苇间居士。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裱画的程序复杂烦琐，讲究颇多，对裱画师傅的综合素养要求极高。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还是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儿。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村里第一个穿裙子的女孩

赵淑萍

    1980年的夏天，酷暑，狗都热得吐舌头。我却忙着串门，从这家的葡萄架穿到那家的丝瓜架，脚下不时被南瓜藤缠绕，不时有热浪夹着青草被烤的香味阵阵袭来。我要挨个去看那一年未曾见面的小伙伴以及村里的男女老少。

    从一家丝瓜架下穿过，我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喊：“英子，过来!”

    原来是陈金莲。她在堂檐纺石棉。她下了纺车，端了椅子让我坐。转身去井里打水洗手，还吊上一个被井水镇了半天的菜瓜，然后，用拳一砸菜瓜，脆脆的瓜马上裂成两半。她抠去瓜子，递一半，让我吃。“英子，你快讲点城里的事给我听!”

    这个陈金莲，比我大十岁，也不沾亲带故，但是，自从我去父亲工作的城市读书后，暑假回来她对我就分外地客气。于是，我边吃瓜，边给她讲，城里用自来水，城里人很多吃单位食堂。食堂里各种点心都有，包子、花卷、发糕，还有面包、蛋糕。

    “城里女人都穿裙子吗?”她问。

    “穿呀。老太太和小女孩都穿裙子，她们有的还戴墨镜。”我说。

    她的眼睛落在了我的小花裙上

    “英子，你跟我来!”陈金莲把我带进她的睡房。虽然家里人都不在，她还是锁上了房门。她从箱底拿出了一条裙子，苹果绿小碎花的。她先套上裙子，然后脱下长裤，转了一圈，那没膝的裙子像花一样绽开。我看到她的光洁的白生生的一截小腿。“英子，好看吗?”她问。我真心觉得好看。其实，陈金莲长得很漂亮，粗粗的辫子，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高高隆起的胸脯，这一切都让一个小女孩盼着自己也快快长大。

“那好，明天晚上，天黑时，你穿着裙子，早点站在路口的那棵皂角树下好不好?到时，我穿着裙子过来，你一定要看着我。”她说。

我很奇怪，这算啥事呀。那棵皂角树，村民们晚上就在那里乘凉，我也常跟我妈妈一起坐那边。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话做了。白天的暑热退了，人们都围过来了。在大树下，一边谈天，边摇着蒲扇。也有来来往往的人。有的去村干部家的院子里看电视，那黑白电视，经常飘雪花，大家还看得津津有味；有的是就着凉风去游荡。

    突然，乘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一个穿着裙子的袅娜的身影正由远至近。清风吹起，那裙裾就像荷叶一样摆动。而那个陈金莲，她就昂着头挺着胸过来了。

    “这不是陈家的丫头吗?真不像话。穿起裙子来了，伤风败俗!”已经有几位中年男人发话了。而一些后生则轻佻地吹起了口哨。那些妇女们更是鄙薄，“眼戳刺”“眼戳刺”地叫着。一位老太太，好像是陈家门的老祖宗，颠着一双小脚，鼓着劲儿厉声道：“这丫头不像话，明天我去把她的裙子给剪了。”可不管怎样，在村人的议论和异样的目光中，陈金莲看着我，勇敢地走了过去。

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回家我问妈妈，为什么这村里的男女说话调笑肆无忌惮，但女孩穿条裙子就犯了大忌?而且，傍晚女人们从地头收工回来，在河埠头洗脚，裤腿卷得老高的，比穿长裙露出一截小腿肚要厉害多了。妈妈说那是在农村。“我也穿着裙子呀。他们怎么都对我客客气气的?”我问。妈妈说：“因为你是个孩子，而且，你是城里的孩子。

    我很关心的是那个小脚的老太太到底有没有拿着剪刀去绞陈金莲的花裙子，结果大概是没有。只是，后来陈金莲的裙子，被她那老实巴交的男友给剪了。因为这，陈金莲死也不肯嫁给他了。后来，陈金莲又穿上了另一条裙子。过了两天，村西有位姑娘，也穿了裙子出来。后来，穿裙子的女孩越来越多了，大家也不知道该去骂哪一个了。

    有人说，陈金莲穿裙子，其实早有预谋。因为，她那条裙子就是她的堂妹、小脚老太太的嫡亲孙女、学裁缝的阿花做的。而且，村里女孩的裙子，式样都一样，想必都出自阿花之手。她们一起做的裙子，已经藏了一阵子了。

    多少年后，一次我回故乡，听陈金莲跟阿花说：“你说现在的女孩咋回事，裙子越穿越短?”“老姐姐，以前呀，她们让我做裙子，我都做能盖住膝盖的。可是，现在她们根本不要我做，都直接去店里买了。”“年轻人，就由她们去吧。”陈金莲说。说着，她的目光，投向了路口的那棵皂角树。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21期)

[注]①眼戳刺：慈溪话，讨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