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源，有过友好交往，也有过战争厮杀。作为21世纪的大国，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将往何处去？

材料一：隋唐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次高潮，两国人民谱写了极其壮丽的篇章。

——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1873年，同治皇帝接受外国公使觐见那一回，主持仪式的大臣，把品级较高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的班次排到了品级较低的英、法、俄、德、美公使的后面，以寓区别对待之意。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1898年，光绪皇帝在会晤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时表示：“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许。”并希望伊藤博文能向中国详细介绍“变法之顺序、方法等事”。

——摘编自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材料四：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对亚洲大陆的长期侵略政策。其基本内容是，首先侵占朝鲜，然后侵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获得在东亚的霸权。

——摘编自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

材料五：1945年日本战败，抗日战争结束；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进入21世纪，中日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材料一：玄奘（602-664），西行“求法”，历尽艰辛，十余年中，行程数万里，游历百余国。由他口授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

鉴真（688-763），深明佛学，排除千难万险，经6次努力最终到达日本。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医药、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二：严复认为：“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

1912年，蔡元培批评清政府的教育宗旨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同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