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访谈录：如何认识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

黄友爱：中华文化主要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文化，在先生看来，作为长江文化之一脉的湖湘文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和亮点吗？

李学勤：湖湘文化呢，是长江文化的一个分支，主要代表的是长江中游南部的文化。湖湘这个概念，至少从宋代以后就很突出。至于它的特点，接下来我会谈到。

黄友爱：近年在湖南出土了大量简帛文书，包括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等，请先生谈谈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湖南地域文化方面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涉及我们的专业，简帛学。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些古代文明的书写材料是不一样的，比如埃及用的纸莎草、亚述用的泥版，都没有我们用的这个竹木简和帛书易得和方便。而我们出土的战国简帛，最早发现就是在湖南。一九四二年在长沙的子弹库，在一个小墓里出土了楚国的帛书，遗憾的是由于战乱，这件帛书现在被收藏在美国。你刚才讲到了里耶秦简，但年代更早的战国简最早也是在长沙发现的。一九五〇年开始连续发现了三批战国简，最早一批是在长沙的五里牌。刚刚你提到的一些近年的发现，也是非常丰富非常了不起的。湖南地区是出土古代简帛非常丰富的地区，上至战国，下至秦到两汉。出土的这些简帛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太大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书都是后人传刻的版本，像《诗经》《尚书》这些书都很早了，但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用现在的文字写成的，不是古代的原貌。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抄，里面必然有些和原貌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发现的这些简帛，是原物，有的是古书，有的是古代文书。我们研究一篇简的书籍这次就出版了十大本，所以说这个出土简帛的学术价值是很大的。

黄友爱：湖南境内有南岳衡山。但是开始南岳并不在湖南衡山，而在安徽霍山，请问从霍山到衡山，这一转变对于湖南的地域文化有何意义？

李学勤：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说法，我个人对这种说法是存疑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叫岣嵝碑，也称禹碑。一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就都认为是大禹治水刻的碑，原先就在衡山上。后来岣嵝碑原碑找不到了，但还有一些传刻的本子，比如四川一些地方。近年来研究这个可能和少数民族的古文字有关，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古代的时候南岳衡山就有它特别的历史文化意义。至于这个岣嵝碑，我认为它很可能和巴蜀文字有关系，因为二者的结构很像。所谓巴蜀文字，是指在今天川渝地区出土的一些古代文字，时间从战国一直到西汉。这种文字至今没能被解读，我们不认识，但它又有两个系统：其一与汉字比较接近，另一种则可以确定包含拼音因素。与汉字接近的这个系统的巴蜀文字和岣嵝碑的写法和笔势都很像。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因为岣嵝碑的真本已佚。

黄友爱：禹碑是内容涉及湖南的最早的古代石刻文献吗？

李学勤：刚才我说了这只是一种猜测，不宜作过多的推论。

黄友爱：先生怎么看待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在湘学研究和传播中的历史地位？

李学勤：岳麓书院是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实际上作为学府从建立书院就一直传承下来的只有岳麓书院，其他的书院历史都中断了。今天的湖南大学就是在岳麓书院的传统上建立起来的。岳麓书院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它的文化史可以写一本专著来讲，但主要就是两段，南宋和近代。南宋的张栻和朱熹有过“朱张会讲”，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大家讲宋代理学就是程朱，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宋代理学的建设者还有很多，张栻（张南轩）当然算一个，还有更早的一个湖南人周敦颐。张栻的学风和朱熹很相近，但也有不同，这也是他们会讲的意义所在。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岳麓书院开辟了后世的学术传统，而张南轩在其中的地位我们讲得还不够。我常常说理学史上的湖湘学派和浙东学派讲得还不够。理学就如梁启超所说，是一个思潮，是一群人而非只有程朱。另外一段近代的湘学，我觉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和清朝的理学和汉学都区别开了。清朝的汉学就是乾嘉，这到清中叶嘉道时期就显现出一个不足——它是纯学术的，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那么对它的批评就产生了，只从理学角度批评是不起作用的，但从另外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对它进行批评，湖南学术界就起了很大作用。且不说后来的康梁，我提到一个人王闿运（王湘绮）就很重要。王湘绮很大一个作用就是把学风从湖南带到四川，如开办存古学堂。我常常说晚清的传统学问异军突起的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而蜀学又受到湘学的影响。

黄友爱：最近，考古人员在湖南道县境内的福岩洞发掘了四十七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您怎么看待这次发掘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对于考古学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不是狭义的考古学，是古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是有争论的。究竟人类是不是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如果是的话，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就是“夏娃学说”究竟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这都还是可以讨论的。这就是我们的发现为什么重要。湖南的道县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以前还发现了距今近一万年的稻种。

（该文为2016年《湘水》杂志主编黄友爱对李学勤先生的专访，有删改，原标题为《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李学勤先生访谈录》，载《湘水》杂志第三辑，岳麓书社，2016年12月。李学勤（1933-），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5时7分，科技人员发送指令，两器分离开始。22时22分，巡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踏上月球表面。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表示：“飞几十万公里，关键是着陆，要不翻车，月球车要安全走下来。苏联连续失败16次，主要是下去的瞬间翻车了。”

（摘编自《半月谈》2019年1月3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登月是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不只涉及技术，嫦娥四号的成功就像伴随登月向世界分发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张名片。只有坚定地自上而下制定目标和指挥实施项目和推进进程，才可能成功。

    中国人隐忍而系统地为这次成功做了准备。他们先发射了绕月运行的探测卫星。成功后，又于5年前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上了月球面向地球的一面。嫦娥三号甚至还携带了名为玉兔的月球车。

    航天业迄今的重要参与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正是这种持之以恒行动的反面教材。它们费力地说服政府提供太空任务所需的预算，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航空航天署只能惊讶地旁观中国人的太空行动。虽然单纯从技术角度看，它们也能做到。

（摘编自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9年1月3日）

材料三：

    欧阳自远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曾成功推动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此后，“嫦娥计划”从一号到五号探测卫星，全都离不开他的参与和推动。

    中国的探月准备工作做了35年，其中仅是论证，就整整10年，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更难的是如何赢得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初面临的质疑很多，近20年来没有其他国家提过探测月球，为什么中国要去搞探月？尤其令欧阳自远感到压力的是，国人只愿看到“嫦娥”系列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成功，无法想象一旦出现失败会是怎样。“开汽车有时都会遇到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的状况，对于如此复杂的探月工程，问题怎么可能没有？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要出去就必须成功！”

    回忆往昔，欧阳自远仍然心情激动：“当卫星上轨道，我从来没那么激动过，抱着孙家栋（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我们两个七老八十的人说不出话来，眼泪一直在往下流。”

（摘编自《环球人物》2019年1月4日）

材料四：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玉兔二号巡视器成功实现月表“越野”，令无数中国人激动不已，而 “嫦娥登月”背后的航天人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与过去不同，与国外不同，中国飞控中心坐着的几乎全是年轻人：一群80后、90后，筑就了这条长达38万公里的奔月路。

    航天队伍的年轻化，已然成为中国航天的独特优势。今天，中国航天15万研究员中，10万人属于“80后”，平均年龄为31～33岁。这样的年龄优势，让国外同行感到“恐怖”。美国宇航局研究员平均年龄是42岁，欧洲和日本科研人员年龄更大，俄罗斯还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

    更值得称赞的是，这群献身航天事业的年轻人的意志品格丝毫不输老一辈。他们既有初生牛犊的闯劲，又有拓荒牛的冷静，还有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摘编自《长安观察》2019年1月5日）

    材料一：

    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201 9年，46个重点城市将继续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投入，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介绍，2016年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截至目前，134家中央单位、27家驻京部队和各省直机关已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已超过1 900万次，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 8年对46个重点城市的入户调查结果，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家庭占38. 3%，较201 7年增长11. 4%。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任务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乐群表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快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完善垃圾分类技术设施标准；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推动立法加强源头减量，提升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水平。

    （摘编自中国网2019年6月28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年上海市闵行区市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调查报告》）

    材料三：

    受访者认为影响自身垃圾分类的原因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

    材料四：

    苏州在垃圾分类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0年就开始在市民中推广垃圾分类理念，201 7年被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确定为全国首批4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之一。今年年初，我市起草了《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同时制订了2019年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行动方案，提出至20 19年底，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80%，基本建立分类垃圾收运及处置体系。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键要做好以下工作：一要让新科技手段助力垃圾分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市民参与垃圾分类就变得简单易行。二要让新管理制度促进垃圾分类知行合一。推广垃圾分类，必须采用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管理措施。从国外推广经验来看，强制的处罚措施，也是确保．垃圾分类高效完成的必须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奖惩结合，扭转市民知而不行的现状。三要让新生活理念养成垃圾分类习惯。要重视垃圾分类理念的宣传工作，具体到操作层面，必须做到线上线下结合。

（摘编自王嘉言《改善环境，从把垃圾分类当作习惯做起》，《苏州日报》2019年6月5日）

材料一：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现代化”的内容呢？

每个中国人生来就属于一个毫无疑问的国家和民族，这种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归属感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大概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种国家和民族意识非常具有现代性。现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无论是国内层面或国际层面，无不是建立在国家制度之上的，没有国家制度简直不可想象。在思想领域，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较之一切政治意识或宗教观念都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教派利益。

中国人民历来把“国”与“家”相连，把“国”视为“家”的扩大，“国家”成为我们华夏子孙最为稳定而深厚的人生依附和精神家园。除了外患所迫，中国鲜有企图从内部分疆裂土的。即使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候，中国也少有无政府状态。民族意识则往往更加强烈，民族命运屡屡浴火再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屈辱。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又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愿景。不能不说，人民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强大推动力量。在人类实现大同社会之前，或者在人类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种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始终是一种现代的和先进的制度。

儒学之所以充满了现代性，乃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用世俗的、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观点和原则，解决了西方人需要借助神才能解决的信仰问题；同时，它又通过诉诸人的内在道德规范，解决了西方文化中必须通过外力强制立法才能解决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问题（即所谓法治和德治之分）。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延续、稳定与治理。

儒家推崇仁、孝、义、礼、智、信、勇，讲究“人禽之辦”“义利之辩”。“仁”的含义之一是指“仁政”，类似于现代的“善治”，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天下乱局和人民苦难而提出的政治理想。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带着理想和道德积极入世，匡计时艰，并为此不断完善个人人格修养，锻炼个体意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道德理想曾激励过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和普罗大众。儒家文化的理想性一面不应该被忽略。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和位育”，即思想不走极端，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鼓励差异和矛盾双方和谐共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事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发展。这种和谐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可能是医治当今世界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良方。

（摘编自尹宝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材料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决不仅局限在财力物力的极大提高上，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具有悠久文明，且从近200年以来西方压迫中重新崛起的一个大国的全面发展和全新探索。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说，中华民族要在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锻造一种符合中国国情、最终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制度；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要弘扬礼仪之邦等优良传统，打造一种高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在选择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路径时，我们既不能简单复古，也不能照搬西方，而是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将数千年滋养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两创”应着眼于充分挖掘其现代价值。儒家思想和理念仍具有现实意义。儒家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修身齐家，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

因此，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中有三大遗产对我们今天仍有特殊的意义：一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很多社会理想是通过贤能政治来实现的；二是儒家的经济是一种道义经济，儒家给所有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利益追逐设置了伦理界线；三是儒家的天下主义，在今天看也有特别的价值，它的理念是天下本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知识论角度讲，“两创”的目标是实现传统思想的更新，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融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为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借鉴。

摘编自王学典《汲取儒学生命活力》）

材料一

《功效主义》认为：“反思伦理生活，不妨从功效主义开始”“功效主义的理论是后果论的：某一行为是否善好，要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依这种理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人或哪一个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总量”。

材料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

本文第⑥段中描写了“我”偷苹果后的心理。请综合运用材料一或材料二（或《乡土中国》中的其他观点），阐释这种心理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