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对于控制噪声污染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不可否认，控制嗓声污染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相关报告显示，仅2015年国家、地方就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各省（区、市）制定印发了29部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开展了功能区划调整、新生产机动车噪声检验、绿色护考、达标区创建等工作。还有一些地方探索更加有效的防治模式，诸如北京采取了加强噪声污染源的日常监控、完善地方标准等手段治理噪声污染；上海建立了约7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等，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摘编自2016年9月6日《经济日报》）

材料二：

（选自《2017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材料三：

噪音不只是扰民，而且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响。在各类环境噪音的投诉中，建筑施工投诉高居榜首，占50.1%；排在其次的则是社会生活噪音，也就是酒吧、KTV、商业、邻里等，占36.6%。对建筑施工产生的夜间噪音，有明确的施工规定，只要足够重视，严格执法，监督起来并不困难。更难的反而是社会生活噪音。一是城市音源复杂，噪音取证难。二是管理多头，投诉无门。噪音污染种类繁杂，其监督管理涉及环保、工商、城管、公安机关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对于噪音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还有的噪音问题，涉及邻里纠纷，公众既是噪音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噪音制造者，就更难厘清其中的责任。洽理噪音污染，相关部门和公众都应该行动起来，尽快解决取证难、多头交叉管理等问题，明确监督执法的主体和责任。无论如何，噪音污染不该成为城市环保的短板。

（摘编自2017年6月12日《广州日报》）

材料四：

    德国对于交通噪声实行“一气呵成”式治理，从控制噪声源，到切断传播途径，再到保护受影响人群。相关部门首先规定公路交通噪声极限值，将车辆噪声监测列入每年车检，以此促使汽车厂家改进嗓声设计；之后，对道路进行现代化改造，铺设低噪音路面，在道路两旁竖起噪声防护屏，削弱噪声传播能力。在保护受影响人群方面，政府坚持将“保护公众远离噪音”作为城市建设的义务，规定禁止在噪音超过75分贝的地区建造房屋。此外，人们可根据“噪声地图”——一张可反映城市各区域声环境质量的地图，来选址安家落户。

    日本对于噪声的防治可谓“从根源解决问题”。城市规划的合理布局保护了居民区的宁静环境，有效地减少了居民遭受噪声困扰的几率。日本《环境基本法》针对不同区域分别作出噪音限制的明文规定，各区域因互不干扰，落实和执行相关规定也相对容易。此外，装配式建筑在日本的普及也达到了控制建筑施工噪声的良好效果。

    在美国，不断升级的噪声污染已成为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其中，生活噪声是最让美国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生活的社区，邻里间噪声纠纷事件近年来有增无减。作为法制较完善的国家，美国对人们生活中遭遇的小麻烦也有相应的“皮毛法律”管制。上世纪60至70年代，政府开始着力控制噪音污染，设立了统一噪音标准，并对恶性制造噪声的行为定性，认为企图扰乱安宁的一切喧闹声都是违法行为。

（摘编自2017年6月16日《中国网》）

材料一：

    分享经济又称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市场交易额较上年增长103%，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创新、带动就业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预计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分享经济领域提供服务人数有望超过1亿，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将成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重点领域市场规模及带动的就业机会

    分享经济将重新定义工作和就业：从全职全时工作走向兼职分时工作，从办公室与工厂走向更个性化的居家与旅途；“公司十员工”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平台十个人”所替代，参与者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过程，减轻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程度。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劳动关系。一方面，劳动力的新流向会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招工难”现象，加大劳动关系运行风险。另一方面，劳动者就业从实体经济转向共享经济，也意味着从国家构建的劳动保护网络中脱离，不再享受劳动法律规定的劳动者的各种权利，从劳动关系转变为劳务关系或商务关系，以“自雇”的个体经济方式出现，这不仅是劳动者权益的一种损失，也使得劳动者面临更大的市场经济风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对共享经济带来的这些风险有警惕之心和防范手段。

（摘编自闻效仪《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享经济对劳动关系的影响》，2017年8月29日《工人日报》）

材料三：

    共享经济给我国就业形势带来了新变革和新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正在焕发“第二春”。目前国内为各类共享单车生产智能锁的制造厂商的劳动者大概有1万人，而老牌自行车制造企业如今有80%以上的员工在为生产共享单车服务。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改变了原有的个人与单位之间单一，排他的雇佣关系，带来了自雇型、多雇主的新就业模式，就业环境更加开放，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这种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流动。未来可能带来一部分结构性失业，但也会带来结构性就业。

（摘编自孙飞等《完善就业保障成共享经济发展新课题》，2018年1月1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四：

    随着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介入市场，传统业态受到严峻挑战。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等非常注重维护各方利益，常常利用现有法律进行干预。法国自2018年开始实行载人车辆新法规：除了传统出租车外，只有经过统一培训、通过考试获得载人资质者，才有权利用网上叫车平台或应旅行社等机构要求提供载客服务。舆论认为，法国这一法规是社会面临新经济形态的一种选择，也是听取各方利益诉求后推出的一项平衡措施。维护各方利益的平衡是各国都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中国也一样，甚至做得更好。

（摘编自张洽棠《共享经济“三伪”之辨：什么才是真共享？》）

材料一：

    权威智库机构“瞭望智库”10月1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民众“获得感”的持续提升，科技领域“获得感”得分5年间增长72%，仅过去一年就提高了约20%。在各领域的科技成果中，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在提升民众“获得感”中的贡献率最高，占26%。

    “获得感”既是一种主观感受，也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获得。这种“获得”既包括物质、经济上的获得，也包括精神上的获得，是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生动写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获得感”指数的地区差异说明，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发展仍是第一位的要求，同时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在高端制造、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国正在从“跟随者”变成“引领者”。以支付为例，为解决电子商务的信任问题，2004年支付宝诞生，开创引领了移动支付、信用贷款、以支付为入口连接公共服务等技术和模式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和经验共享，在世界上带动了一大批跟随者。

（摘编自人民网《过去5年，哪些技术最能提升百姓“获得感”》）

材料二：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紧扣这一主要矛盾转化，为美好生活保驾护航，是未来科技创新工作的时代方向。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民生科技，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回顾过去5年，科技创新改进民生福祉让百姓受益匪浅。而在国家层面，政府其实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科技部统计显示，目前依托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成覆盖2183家医疗机构的新型协同创新网络，慢阻肺、脑卒中等领域的国际医疗指南被改写，重大疾病防控有了“中国方案”；建立重污染天气应对技术体系，全面支撑打赢蓝天保卫战；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沙退人进”，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者、引领者。

（摘编自新华网《科技投入向民生倾斜，让人民有科技“获得感”》）

材料三：

    中国眼下商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场景实在是太丰富了，西方未来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全球正在或即将经历一场“中国浪潮”“中国浪潮”的掀起，并非凭空而来。

    技术精英正大规模涌回中国。截至2014年，中国回国留学生人数首超出国人数；2015年，回国人员达到当年出国总人数的77%，而15年前，这个比例只有23%。技术上，中国高铁运行5年，客流量就超过34岁的法国高铁，而建设成本仅是德国、日本等1/3—1/2，领先世界；中国航天与美国并肩，中国“天宫”将成未来唯一运行的太空空间站，领先世界；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及杰出研究者喷涌式集体入选全球科技权威榜单，领先世界……

    五年前的我们，根本想不到今天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只用四五个小时，是从前的1/4时间；排队成历史，很多要办的事、要买的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出门不用带钱包，甚至连手机可能都不用带了，“靠脸吃饭”时代正在招手……这些甚至让在联合国工作回国的人员都感到自己落后了。

    每一次浪潮，都是一场从技术到商业模式，再到生活方式的革命。眼下，中国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对象。在印度，不少餐馆、加油站、飞饼摊、茶叶摊挂上了二维码；在印尼，人们不仅打车打摩的用手机，连点餐、预约快递、干洗衣服也用手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俄罗斯，都纷纷要引进中国铁路技术……这些都让中国游客有种奇妙的宾至如归感。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受益人只是技术拥有者及投资人，普通人很难受益，甚至会因为新技术出现而贫困，因为机器抢走了他们的生计，由此导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而眼下这波“中国浪潮”，让普通人从中受益的时间前所未有地变短。

（摘编自《人民日报》《“中国浪潮来了！”——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68岁生日》）

    材料一：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调研、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2015年，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政府部门出台的多项政策、举措更加有力；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潜力持续显现。曾一度遭到电子商务冲击的实体书店，近一年来，伴随全民阅读的推广开始逆袭。全国各地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大型书城，这些大型书城注重“体验”和“服务”，引入亲子阅读、创意生活、数字体验、咖啡餐饮等多元业态，逐步向文化购物中心转型，赋予了实体书店新的生命力。

    2015年，“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及其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积极打造自身的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门，专门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诸多新改变和新方法让出版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如众筹出版、微店卖书及微博、微信营销，改变后的赢利模式也让出版的效率变得更高。

    (摘编自陈敏利《图书出版业品牌报告(2016)》)

    材料二：

    (摘自杨伟《201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发展》)

    材料三：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图书出版可以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且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电子图书的开发，网上书店的建立，这些新的形式扩大了图书出版的影响范围。图书出版业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和加工处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许多图书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营销模式，图书出版业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利润的增长。图书具有的版权是图书出版业实现利润的基础，在图书版权原有的营销模式中，版权价值仅局限于版权的转让。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字，版权可以扩大到视频、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域，可以间接产生更多的利润。互联网还能够成为图书传播的平台，让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增值，比如在互联网传播中可以加载商业广告，产生巨大的效益。

(摘编自顾丽萍《试析“互联网＋”时代的图书出版》)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