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论语》

材料二：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刑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衰，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韩非子》

材料三：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古今，不可移意，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

——朱熹《行宫便殿奏札》

材料四：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非尝有是非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李贽《藏书》

请回答：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 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孝亲敬长是仁义之本，他强调仁义之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必然强调孝亲敬长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其引罗汝芳的话讲：“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缙绅士大夫以推之群黎百姓，以显亲扬名，而尽此孝弟慈矣……关于教化途径，黄宗羲认为可以通过学校、书院民间讲学、社会风俗、史、传、志、铭扬善惩恶、法治辅助教化等方式达致良风美俗的境界。黄宗羲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摘自王慧《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研究》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中国史，围绕“法律与教化”主题，任选一个角度，写一篇历史小短文。

（要求：题目自拟，观点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表述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