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至唐末地方行政建制简表

材料：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取得明显成效，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从而使扩大和强化中央禁军成为可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宪宗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作为唐朝后期饭有作为的皇帝，宪宗选拔的宰相如武元衡、李吉甫、李绛、裴度等人都有所建树。鉴于德宗四面出击方针的失败，宪宗改变削藩策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孤立元凶。同时，选择易于攻取、基础薄弱的西川、浙西节度使开刀，然后使“五十年不沾皇化”的魏博镇表示归顺朝廷，接着，集中全力对付强大的淮西节度使。由于裴度和名将李愬的运筹帷幄，使中央与淮西节度使的大决战取得最后胜利。平定淮西，引起强烈震动，诸镇纷纷献地献质表示归顺，一时朝廷鼎盛，形成了“元和中兴”（806—820年）的局面。

《资治通鉴》称：“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无怪乎后人要称颂宪宗“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了。

——摘编自樊树志著《国史概要》

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三：明代政治暴戾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廷杖、诏狱、流徙乃至日常的薄俸，人主对士大夫的施虐几乎无所不在。然而，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士大夫谋反的确凿记录。如果说士人有所反抗，则主要是以言论的方式体现为某种精神表达，其实际意义往往是在伦理道德上对皇权表示否决。

——李庆西《最后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