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15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管司法兼监察）、按抚使（管军事，有时也兼管民政）、提举常平（管长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候《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元史》记载：元朝的行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在元代以前中国主要以“山川形便”来划分行政区，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从元代开始，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元朝至元五年（1268年），制定了《定台纲三十六条》，随后，《行台（行御史台）体察条例》等法规陆续出台并录入《元典章》。这些法规改变了历朝奉行的“以卑察尊”传统，第一次使监察制度得到国家法律保障。元在中央设御史台，在地方置行台和廉访司，对御史台负责，《定台纲三十六条》规定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地位等同，并有权弹劾这些部门。《定台纲三十六条》规定行台具有“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奸邪”的权力，行省行政体系与行台监察体系各自平行，互不统属。廉访司负责监察行省以下路、府、州、县。元代监察体系覆盖全国，为明清监察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是现代中央、省、市（县）三级监察体系的最早模型。

——摘编自李晓春《从制度改革看元代监察体制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

——摘自《历代名臣奏议》

材料二：（中国历史上）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共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

——改编自周恩来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材料三：根据《基本法》第1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直接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该法中关于香港自治权的规定极其丰富。《基本法》的条文还有至少12项限制性规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设限。

——摘自王立民等《“西法东渐”与近代中国寻求法制自主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