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朱元璋推行严刑峻法，对大臣擅权、武将骄横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所谓“以重典驭臣下".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又在明律之外，把案例编为《大诰》，颁给各级学校作为必读教材，以后又编了《大诰续编》、《大谐三编》。其序言说：“诸司敢不急公务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所载都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的重大刑事案件，其中凌迟、斩首、族诛的有几干条，弃市以下万余条，大都出于朱元璋亲自裁定。针对元季官吏贪冒、徇私灭公，他下决心严惩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于洪武二十五年编《醒贪简要录》，颁行天下，官吏贪脏六十两以上即枭首示众，再处以剥皮之刑。

——据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工业革命把英国变成一个工业强国的同时，也让它遭受了严重泛滥的政治腐败。1872年，议会两次通过议案宜称贿买和威胁选民均属刑事犯罪，并于当年通过了《秘密投票法案》。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的法律，亦即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该法令规定了议会中议员选举费用的限额和对选举舞弊的刑罚，并规定如果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就必须作出解释和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就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进而被治罪。该法案建立起的财产申报制度后来被许多国家所学习，“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并且还拓宽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方式和监督途径”。

——据唐朗诗等《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材料一：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威廉统治末年，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私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笼罩于其上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去了。与此同时，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内阁的公开化、正式化以及内阁与议会、政党的关联，使得内阁的合法性逐渐增强，人们对于内阁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此时，一个与内阁有关的新术语，即“政府”开始出现。议会辩论中，“新政府”“上届政府”“现任政府”等常被议员们提及。而这里所谓的“政府”，实际上就是“内阁”，二者之间几乎可以通用。由此表明，内阁已开始取代枢密院而转化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机构，在罗威尔看来这是过去两百年间“文明世界所发生的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之一”。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

材料一：明清故宫建于北京城的中央，以南北为中轴线，坐北朝南，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思想，故宫城外是皇城，皇城外又有北京城，城城包围，显示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摘编自故宫相关文史资料

材料二：在伯里克利执政时代，雅典国家由公民大会管理，公民大会在法律上拥有全部的最高政权。雅典公民大约每10天集会一次，决定国家大事，雅典国家的全部机关均隶属于公民大会，这些机关包括有：“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元老院、各执政官，还有许多公职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用抽签方法选出来的。

——摘编自赵恒烈、张鸿祺主编《世界历史资料选》

材料三：“唯一摆脱困境（人们彼此妨害）的方式则是互相妥协。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制定法律，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

——古希腊思想家伊壁鸠鲁

整个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妥协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说，一个民族不善于妥协，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秦朝，作为丞相副手的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大权。御史大夫之下设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秦统治者为巩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所实行的御史制度，乃开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之先例。

——摘编自汤建华、宋晓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及借鉴意义》

材料二：明时，在中央设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对官吏实行双重监督；在地方，御史台要定期派出监察御史巡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网络，正是这种监察网络的强制凝聚力，使权力最终归结到皇帝一个人手中。

——摘编自《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时期，加强于明清时期，建立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基础上、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专政。

——摘编自汤建华、宋晓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及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