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起，字万卿，淄州邹平人。生而丰下，父意异之，曰：“此儿必起吾门。”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意知卫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诣京师讼父冤，父乃得复故官。举进士，授将作监丞。擢著作佐郎，累迁户部度支判官。

    真宗北征，领随军粮草事，寻为东京留守判官，判登闻鼓院。以右正言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封泰山，摄御史中丞，所过得采访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闻。东封还，近臣率颂功德，起独以居安为戒。初置纠察刑狱司，因命起，起乃请诸已决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并听受诉，从之。擢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起听断明审举无留事真宗尝临幸问劳起请曰陛下昔龙潜于此请避正寝居西庑诏从之名其堂曰继照 ， 起尝奏事殿中，适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贺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怀金钱出，探以赐起。从祀汾阴，权知河中府，徙永兴、天雄军，所至有风烈，数赐书褒谕。拜给事中，进礼部侍郎。

    起素善寇准，尝与寇准过同列曹玮家饮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独起与寇准尽醉，夜漏上乃归。明日入见，引咎伏谢，真宗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准且贬，起亦罢为户部郎中，又降太常少卿。后复为礼部侍郎，以疾请知颖州，徙陈州。卒，赠礼部尚书，谥安惠。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语，随辄焚草，故其言，外人无知者。家藏书至万余卷。起能书。弟超，亦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为《书苑》十卷。

（节选自《宋史·列传第四十七》）

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 ， 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崇文总目》,书目总集。北宋景佑年间，由翰林院士王尧臣等人编纂而成。

    畅字叔茂。少以清实为称，无所交党。初举孝廉，辞病不就。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征拜司隶校尉，转渔阳太守。所在以严明为称。坐事免官。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诏三公，令高选庸能。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复为尚书。

    寻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功曹张敞奏记谏曰：“五教在宽，著之经典。汤去三面，八方归仁。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高祖鉴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缇萦，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夫明哲之君网漏吞舟之鱼然后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则海内改观，实有折枝之易，而无挟山之难。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随会为政，晋盗奔秦。虞、芮入境，让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畅深纳敞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畅曰：“昔公仪休在鲁，拔园葵，去织妇；孙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约失之鲜矣。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虽以不德，敢慕遗烈。”

    后征为长乐卫尉。建宁元年，迁司空，数月，以水灾策免。明年，卒于家。

（节选自《后汉书·王畅传》）

    李产，字子乔，范阳人也。少刚厉，有志格。永嘉之乱，同郡祖逖拥众部于南土，力能自固，产遂往依之。逖素好从横，弟约有大志，产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数人间行还乡里，仕于石氏，为本郡太守。

    及慕容俊南征，前锋达郡界，乡人皆劝产降，产曰：“夫受人之禄，当同其安危，今若舍此节以图存，义士将谓我何！”众溃，始诣军请降。俊嘲之曰：“卿受石氏宠任，衣锦本乡，何故不能立功于时，而反委质乎！烈士处身于世，固当如是邪？”产泣曰：“诚知天命有归，非微臣所抗。然犬马为主，岂忘自效，但以孤穷势蹙，致力无术，僶俛归死，实非诚款。”俊嘉其慷慨，顾谓左右曰：“此真长者也。”乃擢用之，历位尚书。

    性刚正好直言每至进见未曾不论朝政之得失同辈咸惮焉俊亦敬其儒雅前后固辞年老不堪理剧转拜太子太保。谓子绩曰：“以吾之才而致于此，始者之愿亦已过矣，不可复以西夕之年取笑于来今也。”固辞而归，死于家。子绩。

    绩字伯阳，少以风节知名，清辩有辞理。弱冠为郡功曹。时石季龙亲征段辽，师次范阳，百姓饥俭，军供有阙。季龙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绩进曰：“郡带北裔，与寇接攘，疆场之间，人怀危虑。闻舆驾亲戎 ， 将除残贼，虽婴儿白首，咸思效命，非唯为国，亦自求宁，虽身膏草野，犹甘为之，敢有私吝而阙军实！但比年灾俭，家有菜色，困弊力屈，无所取济，逋废之罪，情在可矜。”季龙见绩年少有壮节，嘉而恕之，于是太守获免。

    累迁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绩为尚书右仆射，暐憾绩往言，不许。恪屡请，乃谓恪曰：“万机之事委之叔父，伯阳一人，暐请独裁。”绩遂忧死。

（节选自《晋书·载记第十》，有删节）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