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离别推远，再推远

王春鸣

    ①已经有好几个晚上了，我从睡梦中惊醒，脸上热泪滚滚。我想念父亲了，不知道他是否在离我几十里的老屋，安然地睡着。

    ②我的儿子小树和同学打架，失败后向人示威：“我太阳公公的骨头是铁做的。”太阳公公就是我的父亲，他力气很大，一掌下去，砖头应声断开。拍一下桌子，所有的空碗都要一阵乱跳。就是这样的父亲，除了感冒和牙疼，从来看不见他身上有病。养育我们长大的这几十年，他就像个太阳一样在无数的日子里穿梭来穿梭去，教书、挣钱、奔波……浑然圆满，活力四射。

    ③可是，冬天刚来的时候，我回家去看他和妈妈，大清早在橘树下面，我捶了他一拳：爸爸，你为什么不站站直？弓着腰像个老头儿似的？他揉了一下腰，回答我：我每天要到上午十点之后才能渐渐站直，腰椎不行了。

    ④我装作去追一条狗，迅速地离开他。离开我弯弯的父亲。然后，隔了一条田垄又一条河，我远远地，远远地看着我的父亲，弯弯的父亲。

    ⑤我不想描述他的样子给任何人听，我心痛地等着十点钟的到来。我也不想问他，他的腰是何时开始这样的。问什么，难道问了之后，从前那些我没有在意的弯腰弓背的早晨就不存在了？我经常回去看他，那些下午与黄昏，他将电瓶车开得呼呼生风。他有时候说他血压高，半夜小便困难，我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觉得那都是人家父亲的病，关他什么事。还怪他总是听信报纸和电视里的保健品广告，买了那么多没用的灵芝胶囊、虫草含片、深海鱼油。他常常粗暴地反击我：我不吃怎么办啊，我已经七十啦！你看好了，我一死你妈还能活几天！

    ⑥这些话真没意思。我不和他吵了。

    ⑦父亲也来追那条狗了，狗早不见了，我看着河里面他的倒影，风和流水将那块走动的影子，割得破碎和流畅。蓝天和白云，深不可测地经过父亲水中的身影。我忽然很想念弟弟，如果他此时在，我真想抱着他大哭一场，告诉他，我们的父亲老了。我把眼泪和鼻涕擦在身边的竹竿上，退到林子深处。再早几天，我的五爷爷，比父亲大十岁的他的小叔，忽然在睡梦中去世了。那时我刚刚接到五爷爷要过八十岁生日的邀约，没有人相信他就这样离开了，妈妈说她一闭眼，还看见他活生生地站在窗子外面喊，“胜玉，你开一下门来，我给你带了几个庙里的馒头。”但是，他就躺在那里了，任凭我的表姑们如何哭喊，一动不动。穿着孝衣的父亲那几天没有任何表情，他有时候走到他的小叔灵前，看一看，不流泪，也不说话。那时我就隐约觉得父亲有点老了，他不动声色的背后藏着某种不舍与畏惧。与我感情很好的小表姑一直在哭，她的手一直掐到我的骨头里，在哀恸中用叙事的方式回忆着五爷爷生前的种种好，和她们作为子女的不知觉。最让我心疼的是她说她以为他们之间还有很多时间的，忽然就没有了，忽然就没有了呀你知道吗？

    ⑧我的弟媳妇是不善言辞的，她回家以后，每天把爸爸妈妈房间里打扫得干净得不能再干净。有一回爸爸高兴地说，窗玻璃真干净，干净得像没有一样！弟媳妇忽然就扔了抹布哭起来。看着五爷爷安详的模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死亡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离别。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暗暗害怕，这些都说明，爸爸妈妈真的老了，离别的日子，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了，而更可怕的是父母自己也意识到了。父亲他买回来给我们吃的鱼更大，他将藏着掖着几十年的工资卡密码在晚餐桌上宣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深情，自孩子幼年而始，经历了一长段的麻木期之后，又在他们晚年，被召唤出来，它岌岌可危摧枯拉朽，炽热如地火却又隐忍不发。

    ⑨那么，那些充斥着报纸和电视的保健品广告，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感激它们，使我曾经浑然圆满如太阳的父亲，在晚年放下一切雄心和梦想，一切奔波与劳碌，尘埃落定地，做着唯一一个梦——健康的梦。一个孤独的人，是可以通达和超脱的，但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他总要未雨绸缪，想着将离别的日子推远一点，再推远一点。

    ⑩我耐心地等待十点钟的到来，一切如表象般圆满……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黄蓓佳

       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她穿着毛蓝布长裤，紫花小褂，额前的刘海儿整齐而又浓密。她拱起的膝盖上摊一本厚厚的小说，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种菜色。那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那个黄昏，她的姨娘风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女孩眼前的光线眼前的光线的刹那，女孩迷蒙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在我长大以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着说：“蓓佳这个孩子真是书痴啊！我还是一回百里迢迢坐着汽车去姐家做客，她见了我竟不知道叫我一声，问半句好，反把她看的一本书举着考我。”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的确如此。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觉拘谨和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11岁那年“文革”开始。“文革”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春风中又生的草地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几百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努力去追寻和探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魔一样地渴望当一个地质师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务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所很不错的县中。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的图书馆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抢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很多的书，传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是缺头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名。及至10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时不时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本书不是我小时候读过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也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们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在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19岁，我在农场插队。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排练节目时，电忽然停了，礼堂里一片漆黑。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他讲出来的《茶花女》。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那个年代，那样的乡村，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的农场工人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家的一本小说。那个凄美的冬夜从此常常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记得我落泪了，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剧作品的魅力。几年之后，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小说，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茶花女》的电影，不止一次地聆听各种男高音领唱的华丽异常的《饮酒歌》。我从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试图重温为玛格丽特命运流泪的幸福。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所有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还是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从插队的农场被借调到南京工作，一名好心的老师知道我喜欢书，借给我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不是小说的全部，只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老师千叮万嘱，此书切不可让第二人个看到，否则他会被加上“传播封资修毒草”的大罪名。我再三再四地向他作了保证。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书，天亮之后我的人就傻掉了。我神魂颠倒，走路如同踩着棉花，恍恍惚惚，不知道知道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此后的好几年中，我生活目标里增添了很重要的一条：疯狂寻找《基度山恩仇记》的后面三卷。我询问过很多的人，得到过无数次否定的回答。惟其如此，得到这套书的念头越加炽烈，无形中竟成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动机之。一直到1979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外国文学解禁，我和班上同学轮换着在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除，买到了好几套心仪已久的文学名著，我才得以和我的“梦中情人”相遇。那天我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我旷了一整天的课，躲在宿舍里读这套四卷本的书，从开头读起，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发散着油墨香味的书页，不知道怎么我的一种隐隐的忧伤和失望：我再找不回从前迷狂和喜悦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读过了太多的外国名著，我不再单纯，有了跟从前不同的阅读品位，因此我不再可能感觉到从前读这本书的快乐。人的成长过程原来是要用很多消逝的东西来换取的。

古人的名、字、号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

    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

    “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

    “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都是反义。

    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典，如：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圣”）字鸿渐，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如苏东坡、郑板桥等）。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可能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有以号明志的，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谥”），如晋代陶潜的靖节等。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清纪昀称纪文达等。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如《水浒》里梁山上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地名、官爵名和室名（或斋名、轩名）。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戒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这些命名是取自官衔。还有取自室名或轩名的，如王夫之号姜斋、辛弃疾的号稼轩（姜斋、稼轩都是室名）；北宋诗人苏舜钦，流寓苏州，筑沧浪亭，自号沧浪翁，取自亭轩名。

一片叶子落下来

（美）利奥·巴斯卡利亚

       叶子弗雷迪长大了。春天的时候，他还是个初生的嫩芽，从一棵大树树顶的大枝上冒出头来。弗雷迪的身旁有成百上千的叶子，都跟他一模一样。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没有两片叶子是真的一样的，尽管大家都长在同一棵树上。

       弗雷迪最好的朋友是丹尼尔。他还觉得丹尼尔是最聪明的。丹尼尔告诉大家说，他们都是大树的一部分，大树有强壮的根深深埋在地底下。枝头上唱歌的小鸟、天上的星星月亮和太阳，还有季节的变化，不管什么东西，丹尼尔都有一套道理解释。

       弗雷迪觉得当叶子真好。他喜欢他的树枝、他的叶子朋友、他高高挂在天上的家、把他推来推去的风、晒得他暖洋洋的太阳，还有在他身上洒下温柔洁白身影的月亮。

       夏天特别好，弗雷迪觉得。公园里来了许多人。他们都来到弗雷迪的树下，坐在那里乘凉。老人们总是静静坐在清凉的草地上，几乎动也不动。他们喃喃低语，追忆过去的时光。小孩子也很好玩，虽然他们有时会在树皮上挖洞，或是刻下自己的名字。不过，看到小孩子跑得那么快，那么爱笑，还是很过瘾。

       但是弗雷迪的夏天很快就过完了。就在十月的一个夜里，所有的叶子都冷得发抖。一层薄薄的白色东西披在他们身上，太阳出来就马上融化，变成晶莹的露水。

       又是丹尼尔告诉他们：他们刚经历生平第一次降霜。秋天到了。

       转瞬之间，整棵树，甚至整个公园，全染上了浓艳的色彩，几乎找不到绿色的叶子。阿弗烈变成深黄色，班成了鲜艳的橙色，克莱儿是火红色，丹尼尔是深紫，弗雷迪自己则是半红半蓝，还夹杂着金黄。多么美丽啊！弗雷迪和他的朋友把整棵树变成如彩虹一般。

       “我们都在同一棵树上，为什么颜色却各不相同呢？”弗雷迪问道。“我们一个一个都不一样啊！我们的经历不一样，面对太阳的方向不一样，投下的影子不一样，颜色当然也会不一样。”丹尼尔说，这个美妙的季节叫做秋天。

       有一天，风儿生气了似的扯着叶梗推推拉拉，很有些叶子从树枝上被扯掉了，卷到空中，刮来刮去，最后轻轻掉落在地面上。

       “怎么回事？”所有的叶子都害怕了起来，“秋天就是这样。”丹尼尔告诉他们，“时候到了，叶子该搬家了。有些人把这叫做死，任何东西都会死。我们体验太阳和月亮、经历风和雨。我们学会跳舞、学会欢笑。然后我们就要死了，谁也不知道会在哪一天。”

       弗雷迪发现其他叶子不断在掉落。很快地，整棵树几乎都空了。“我好怕死。”弗雷迪向丹尼尔说。

       “春天变夏天的时候，你并不害怕。夏天变秋天的时候，你也不害怕。这些都是自然的变化。为什么要怕死亡的季节呢？”

       “我们的树也会死么？”弗雷迪问。

       “总有一天树也会死的。不过还有比树更强的，那就是生命。生命永远都在，我们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死了会到哪儿去呢？”“我们会回来吗？”

       “没有人知道，我们可能不会再回来了，但是生命会回来”

       “如果我们反正是要掉落、死亡，那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弗雷迪继续问。

       “是为了太阳和月亮，是为了大家一起的快乐时光，是为了树荫，__________________。

       那天下午，在黄昏的金色阳光中，丹尼尔放手了。掉落的时候，他似乎还安详地微笑着。“暂时再见了，弗雷迪。”他说。然后就剩弗雷迪一个了，他是那根树枝仅存的一片叶子。

       第二天，下雪了。弗雷迪发现自己的颜色褪了，变得干枯易碎。一直都好冷，雪压在身上感觉好沉重。一阵风把他带离了他的树枝。一点也不痛，他感觉到自己静静地温和地柔软地飘下。往下掉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整棵树，多么强壮、多么牢靠的树啊！他很确定这棵树还会活很久，他也知道自己曾经是它生命的一部分，感到很骄傲。

       弗雷迪落在雪堆上。雪堆很柔软，甚至还很温暖。在这个新位置上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为古老的故事穿上年轻外衣

——认识博物馆文创

    郎窑红、豆沙红、枫叶红、碧玺色、人鱼姬……2018年12月，故宫博物院授权的商家发布了一系列颇具古典韵味的口红，这些古色古香的颜色开启了一场“历史与颜色的告白仪式”。故宫，一座即将600年的城，一座90余年的博物馆，正在尝试用文创产品讲述自身充满深厚底蕴与文化积淀的故事，让人们通过文创产品直接触摸文化，亲身感受文化。

故宫文创“长”这样

文创，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

    销售文创产品的博物馆商店在国外通常被称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这间独特的展厅不仅可以为博物馆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对文化传播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把好用的“古董”带回家）

    庄严肃穆是人们对故宫的固有印象，如今故宫收起了古板面孔，玩起了文创。“尚方宝剑”被缩小设计成了圆珠笔；御前侍卫的腰牌被设计成了“奉旨旅行”的行李牌，御前侍卫的形象则融入了卡通手机座；古代官员上朝时必戴的官帽和雨伞相遇变身成了“顶戴花翎官帽伞”，朝珠成了时尚的耳机……故宫博物院具有“宫廷配方”的文创产品不断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突破了传统文化和器物实用型之间的壁垒，一次又一次地刷新这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承载物。文化借助承载物才能得以保存，获得欣赏，进而表现出文化的生命力。好的文创产品能够把当地的历史、人文融汇其中，形成一种生活氛围，一种有质感的记忆。”

    （又美又萌，亲民设计有爆款）

    凭借“反萌差”“接地气”的营销推广方式，故宫博物院售卖的一系列文创产品迅速成为“爆款”。朝珠当耳机、顶戴花翎成了防晒伞、“联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雍正御批”胶带等一系列“萌系”文创类产品迅速蹿红，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潮物”。

    在器物层面之外，故宫联手腾讯成立“创新实验室”，开展了一系列传统与科技跨界的文化活动。比如，在“故宫条漫大赛”中，创作者借助条漫形式把故宫藏品的文化与历史故事巧妙结合，用流行方式和独特语言让更多人了解故宫文物和传统文化。

    品牌亲民化、产品娱乐化、用户年轻化、营销多元化让一个会卖萌的故宫逐渐成为爆款IP。当年近600岁的故宫决心放下身段，赢得的不仅是文创产品一年卖出十几个亿的财富，还有外界对其开放、创新态度的由衷点赞。

    （文物进日常：文创的多元想象空间）

    “清晨起床，你用皿方罍样式的茶器泡了壶茶，随手翻过《故宫日历》上过去的一页；中午，你边用故宫筷子吃饭，边用朝珠耳机听音乐；午后纳凉，你穿上如意凉拖，用‘朕亦甚想你’的扇子扇来习习凉风……”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故宫文创产品融入日常生活的一种设想，也显现出文创产品介入现代生活的种种可能。

    近年来，作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博物馆文创产品融合生活场景与文物技艺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苏州博物馆老馆有一棵由明代书法家文徵明亲自栽种的紫藤树，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自2013年一场纪念文徵明的特展开始，“将文衡山先生手植藤种子带回家”的创意，让这颗紫藤树的种子成为苏州博物馆颇具知名度的季节性文创产品。小小一粒种子，便将文化名人的历史记忆与观众的家居生活联系在一起，也让江南人文精神在现实场景中得以延续。

透视博物馆文创另一面

    （千馆一面的文创同质化危机）

    当文创产品几乎成为每一个博物馆的“标配”时，如何避免“最后一个展厅”走向“千馆一面”，成为一种新的挑战。从目前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来看，绝大多数博物馆走的都是“卖萌”路线。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可是细细盘点，无外乎文具、服饰、工艺品。基于文物资源的外形进行简单的复制加工，难免陷入千篇一律的窠臼，容易让消费者形成审美疲劳。

    （蒙上过度商业化阴影）

    博物馆文创产品营销不同于企业营销，需要从公益性的角度出发，提升博物馆整体品牌的认知度及美誉度，向大众提供能够带来文化教育和精神享受的文化创意产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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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闻链接——2016年4月15日，娱乐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摄制组将拍摄地点安排在了杭州博物馆，演员们在摆满了珍贵文物的展厅里喧闹、打斗、奔跑。博物馆的宁静被打破，演员们在展厅里为表演游戏而放肆追逐，更使这些珍贵文物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选自《作文素材》初中版2019年第2辑）

关于大数据的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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