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庙碑记

（宋）吴处厚

    穷之与达系乎命，用之与舍系乎时，时之与丧在乎天，去之与就在乎我。四者，古君子出处之大节而公独兼而得之，不亦智矣乎？

公之事业详于《国语》《史记》《吴越春秋》。当是时，吴与越相持几三十年，吴常胜，越常败。吴譬则虎，越譬则鼠；吴譬则狼，越譬则羊，勾践之命在于夫差掌握中数矣。公力与皋如、计倪、诸稽郢、大夫种诸臣谋，间关险阻，未尝少变其节。乃说勾践卑词重币，顿颡屈膝，籍其馆库，质其妻子，为吴奴虏。及囚石室，又说饮溲尝恶，以媚夫差。而夫差不悟，乃伐齐而舍越，复贪与诸侯会于黄池。及越焚姑苏入其郭，犹与晋午争长，不以为恤。既而岁饥民罢，而国之轻锐尽死于晋，祸稔数极。公卒与越之君臣，因其困，乘其敝，一举而灭之。故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此之谓乎！

    君王之耻已雪，霸国之业已成，则邑万户，禄万钟，为师尚父，宠之终身，固其宜也。公以为功名不可以多得，富责不可以长保。瞥然轻舟，飘然五湖。投绅笏如柴栅，弃妻孥如敝屣，冥冥而飞，汩汩而逝，网不能绊，缴不能弋，乌喙虽长而不能啄，属缕虽利而不能割。存耶，亡耶，死风波耶？葬鱼鳖耶？泛溟渤，登蓬莱，羽化而仙耶？俱不可得而知也！遂令王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旬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与夫贪权冒功而血刀锯为鱼为肉为葅为醢者岂同年而语哉！

余尝按越之《图经》，得公庙于诸暨陶朱山下。俗说公本诸暨人，今净观寺即其故宅也。乡曰陶朱之乡，岩曰范蠡之岩，井曰鸱夷之井，俱因公而得名也。年祀遥阔，不可得详。庙宇庳窄，芜坏不治，属岁荐饥，民又乏饷。余尝至其下徘徊观览，恻然于怀者数四。盖碑者悲也，君子之所以述往事，悲来者也，因书以为吊焉。词曰：

    越山叠叠兮，越水环环。公有庙兮，山水之间。屋其三架兮，门鐍户开。庭墁不治兮，野草萋萋。豚蹄乏饷兮，岁歉民悭。香火阒冷兮，巫休祀闲。颓廊梗雨兮，古木号寒。饿鼠昼啸兮，饥鸦冥还。功磨日月兮，名揭邱山。遗像可挹兮，高风莫攀。我来怆古兮，愤泪一潸。秋色著树兮，霜叶初殷。青史传信兮，灼不可删。千古万古兮，云痴石顽。

（选自《会稽掇英总录》，有删改）

材料一：

勇^[注]字宜僚，少有父风。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 ， 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 ， 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延光四年秋，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首虏八千余人，马畜五万余头。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以报其耻，传首京师。永建元年，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唯焉者王元孟未降。永建二年，勇上请攻元孟，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者。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元孟竟不肯面缚，唯遣子诣阙贡献。朗遂得免诛。

（选自《后汉书·班勇传》，有删改）

材料二：

太后闻军司马班勇有父风，召诣朝堂问之。勇上议曰：“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太尉难之，勇对曰：“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而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费财耗国之虑也。”于是从勇议。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敦煌太守张珰上书曰：“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帝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

（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西域归附》，有删改）

[注]勇：班勇，汉将班超的小儿子。

(一)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 “人君之道如何？”对曰：  “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 广开耳目，以察万方 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 廓然远见，踔然独立。此人君之操也。”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

(取材于刘向《说苑》)

(二)

帝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征对曰：“不然。 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 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帝深然之。封德彝^【1】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盖欲化而不能， 岂能之而不欲邪？ 魏征书生， 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征曰： “五帝、 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 高阳征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 岂非承大乱之后邪？ 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 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从征言。

元年、 关中饥。 二年、 天下蝗。 三年， 大水。 帝勤而抚之， 民虽东西就食， 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焉。帝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 又云： ‘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2】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皆袭衣冠，征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葬见之耳。”

臣祖禹曰：太宗可谓能审取舍矣。魏征，仁义之言也，欲顺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罚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恶危而欲安，恶劳而欲息，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咈矣。故治天下在顺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闻也。太宗从魏征，而不从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义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为太宗乎？

(取材于范祖禹《唐鉴》)

注释：【1】封德彝，隋末唐初人，唐太宗继位初任宰相。【2】颉利，东突厥可汗，贞观四年为唐将所擒，押送长安，授右卫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