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倒木

小瞎子坐在风倒木上，发呆。倒木下是溪流，这棵树被风吹倒的时候，心甘情愿地躺在溪流上，变成一座独木桥。小瞎子听姐姐说，独木桥是山神送给咱们的礼物，要不，打猎、采蘑菇，我们怎么进山呢？姐姐是这么说的，她没有说还可以坐在桥上哭泣。姐姐常常一个人偷偷坐在桥上哭。

小瞎子把手里的玉米饽饽掰成玉米粒大小的块儿，摆在风倒木上。他的一双瘪瘪的眼睛躲在薄薄的眼皮后面，受到惊吓的小兔子似的颤动。他偏着头，脸木僵僵的，微张着嘴，下嘴唇紧绷着下牙，上嘴唇似乎被什么硬器撬起，倔倔地翻挺，白而齐的上牙露在外面。除了眼睛之外，他把脑袋上所有的机灵都抽出来集聚在一起，送到耳朵上。

他在听。

黄昏退去了，即便是盛夏，夜晚的大森林里仍然冰冷，山林幽森黑暗。阳光下的骄子们屏息隐遁成无影无踪的秘密，夜游的生命挑起无边而沉重的黑色寂寥，人们啊因此躲在小屋里不敢出来。

可是，小瞎子敢，他怕什么呢？黑暗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打一生下来眼前就是黑的，小瞎子最不怕的就是黑。

飞鼠子开始向风倒木俯冲，它们有穿透黑夜的大眼睛。落在风倒木上吃玉米饽饽，窸窸窣窣的声音和小溪流一样动听，和一棵草、一滴露珠弄出的动静一样可爱。

小瞎子挪了一下屁股，玉米饽饽又摆了一溜。又有几只小飞鼠在小瞎子的面前滑翔而过，带来柔软的细风。小瞎子笑了，想，如果自己的头上长了树枝树叶子，那么这会儿必是悠荡起来了。

姐姐悄悄摸来，拉了小瞎子的手往家去。两个人走出了林地，转过山脚，邻人的苞米地黄豆地在月光下静默地沉睡。姐姐的呼吸平缓了，拉着小瞎子的手温热了起来：弟，你不怕吗？飞鼠子都是死孩子的魂儿呢。她悄悄地说，生怕惊扰了什么。小瞎子笑了，脑子里掠过柔软的细风：飞鼠子有什么可怕？一阵风罢了。

姐姐捏了捏小瞎子的手，不知道是责备还是赞许。两个人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半天没言语。大山的后面，月亮底下，传来震颤夜空的长啸，不知道是几只狼。每一次长啸后面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停歇，像是某种试探和思谋。姐姐矮了身子贴近他：狼，怕不？小瞎子几乎笑出了声：狼有什么可怕？声音罢了。他使劲握了握自己的手，没想到姐姐“哎呀”了一声，抽出自己的手来，甩了甩，重新牵住小瞎子，叹着气：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不要做傻事。那冤家的确不是人，可是，再忍熬几年吧，等他上了些岁数，说不定就好了。

谁他妈不是人啦！你这娘们竟然敢合计谋害亲夫！一个高壮的黑影从一棵矮墩墩的山柳树后跳出来，直接扑向了姐姐。小瞎子耳朵里全是熟悉的声音，哭声，骂声，拳头砸、脚踹的劲力似乎只有奔扑死亡的一条路了。小瞎子总是不明白，每一次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打死姐姐？他为什么一定要打死我？可是，小瞎子知道自己再也不要知道这个问题了，那个高大的男人抓住了小瞎子的脖领子，他的脑袋、身子于是像狂风中的树枝一样乱颤。小瞎子把手探向腰间，拔出尖刀，“啊”一声惨叫划破了星空，更结束了黑夜。

小瞎子带上锁子上了路，耳朵里满满嘈杂慌乱的声音，他知道是邻人的和乡亲们的。他又那样偏着头仔细听。那些叹息、叫骂、猜测没有一丝遮掩。人们总是那样，他是个瞎子，可是，他们总不经意地又当他是个聋子：完了，小瞎子一定被砍了头了。这次小瞎子笑出了声，他正了正头，大声说：砍了头有什么可怕？脖子冰凉罢了！像是一声炸雷，炸开了之后便是一片瘆人的沉寂，人们都被小瞎子的话惊呆了，蒙在一种似睡非醒的境遇里不能自拔。

这时候，一个女人嘹亮的哭声从林子里传来：哎呀，风倒木断了，我的羊儿掉到水里了，我的羊儿被断木砸死了！我的羊儿啊……疼煞我啦……

小瞎子站住了，女人的声音缭绕在他的耳边久久不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暖暖的，静静地想，我断了头，姐姐也会这样心疼的。于是，小瞎子浑身一热，两股热泪就从他瘪瘪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小溪流一样不断了。

这是小瞎子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

暮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日落之后，天黑以前，是黄昏。

    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她有些自嘲地暗想，她要保持整体的青春感。至于下巴的松懈或者鼻梁旁边的几粒雀斑，其实无碍大局。当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敢于穿着质地柔软、裤角裹腿、裤裆却突然肥坠以模糊臀部的哈伦裤出行时，谁还会注意她脸上的雀斑呢？……有一天，他的刚会说话的小孙女大声叫了她“奶奶”！她勉强笑着答应着，心中却是一惊：难道她真的成了奶奶？“奶奶”这个词让她觉得，如果不是她的孙女残忍，那只能是时光残忍，时间如刀。

    她走上柿子林边的这条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铁锨和柏油路面摩擦出刺拉、刺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及时地亮起来，在她斜后方的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他将铁锨把儿夹在胳肢窝底下，腾出手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大口。借着路灯和老头点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咳着喘着向路边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吐着痰，确切地说，是向那树丛吼着痰，费力地把喉咙深处的痰给吼出来。那吼是疙疙瘩瘩低沉、粗砺的吼，犹如老旧的轮胎隆隆碾轧着碎石。

    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球馆工地正在开饭。她看见一个体型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望了一阵，就扑着身子快步朝他们走来。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施工队成员的妈？

    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就见他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妈”，他催促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老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急不火的，由着儿子接过了铁锨。

    她从年轻人浓重的中原口音里，听出焦急和惦记。他的头发落满了白灰和水泥粉末，接近了老头——不，应该是他的妈那齐耳乱发的颜色。

    那么，他没有把身穿哈伦裤的她错认成自己的妈，他是在管那老头叫“妈”；那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年轻人扛着铁锨在前，引着他的妈往一盏路灯下走，那儿停着一辆为工地送饭的“三马子”，车上有一笸箩馒头和一只一抱粗的不锈钢汤桶，白菜汤味儿就从这桶里漾出。母子二人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躲开路灯和路灯下的“三马子”，找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路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从地上端起妈那份菜汤递到她手上。妈吃完馒头喝完汤，拍打拍打双手，在裤子两侧蹭蹭，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留给自己，好比是饭后的奖赏。

    她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自己手中那个大些的塞给妈，换回妈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鲜光亮，和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夜晚的交通警察手中那发着荧光的指挥棒。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会所的承包商早年是太行山区农民鼓队的鼓手，村里的喜事，镇上县上的赛事都少不了那鼓队。如今他将一面一人高的牛皮大鼓引进美优墅会所金碧辉煌的大堂，屏风似地竖在一侧，让擂鼓成为一些仪式的开场白，让仪式中身份最高的人手持鼓槌击鼓，如同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鸣锣。

    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虽然，和旷野的鼓声相比，圈进会所的鼓声有点喑哑，有点憋闷，好比被黑布蒙住了嘴脸的人的呐喊。但鼓声响起，还是能引人驻足的。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也许鼓声早已停止，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世间的声响里，只有鼓声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

（有删改）

马小菊天空的天

    马小菊从家里出来时，天还好好的，走到半路就下起了雨。马小菊没带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看看离药店不远了，就跑了起来，跑到药店，衣服湿了个透。这个夏天的雨格外多，像失恋女人的眼泪，落得很频繁。

    “咋这天来了？”药店老板招呼马小菊。“婆婆疼得紧。”马小菊一边用她本就湿了的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回避着药店老板的眼睛。马小菊的婆婆有风湿病，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向午真不是个东西，把家里的事都甩给你一个人，自个儿倒乐呵去了。”药店老板说。向午是马小菊的男人，当包工头挣了钱后就很少回家了，别人说他有了外遇。

    马小菊没理药店老板的茬，边说拿一盒膏药再拿一盒止疼片，边从湿湿的裤兜里往外掏钱。药店老板把找回的钱递给马小菊的时候说：“昨天二凯去省城进货看见向午了，他和一个女的在街上走着。”说完两眼盯着马小菊看，以为她会大骂向午一顿，可是马小菊似乎没什么反应，她先接过钱，然后像听别人家男人的事一样“哦”了一声。马小菊说：“要是二凯再看见向午，就跟他说他娘病了，想他。”

    马小菊说完拿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就往外走。雨还在下着，马小菊不紧不慢地走在雨里，密密的雨点实实地打在她身上。刚才要不是药店老板提起向午，她还想在药店避避雨的，可是药店老板提起了向午，她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向午是马小菊的一块心病。刚听说向午有外心的那会，马小菊的心都碎了。她整天哭整天骂，四处向人打听向午的行踪。她还去省城找了一趟，但偌大一座省城，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像绣花针落门前草坡地了。马小菊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就回来了。

    马小菊回到家才知道，她不在家这几天，婆婆摔断了腿。马小菊好懊悔，如果不是自己离开家去找向午，婆婆就不会摔伤。马小菊抱着婆婆的伤腿，眼泪流得像筛子眼里落下的米。一些人笑话马小菊，说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马小菊不去理。她觉得眼下没有比照顾婆婆更重要的事了，真的没有了。

    马小菊揣着药走到家时雨停了，她心想：这雨，好像就是给我下的。

    马小菊进了屋唤了几声娘，没人回应。马小菊以为婆婆睡着了，就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等她换完衣服来到婆婆房间一看，婆婆昏倒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沫，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张向午的照片。马小菊明白了，婆婆是为了找放在抽屉里的向午的照片才摔倒的。马小菊赶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小菊去交住院押金。马小菊的钱不够，就去银行取钱。

    在去银行的路上，马小菊碰见了旺子媳妇。旺子媳妇追着撵着跟马小菊说：“我在省城看到远处一个男人，好像是向午呢。”马小菊说：“你再看见向午，跟他说他娘病了，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来。”旺子媳妇还想跟马小菊说些什么，马小菊却匆匆走了。

    经过一夜的抢救，婆婆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能否醒过来不好说。

    马小菊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呢？”她想起别人曾给过她一个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婆婆用了这个偏方也许会好起来。她就回到家找到那个偏方，按方子里写的，找了几味药，最后就差一味冬瓜皮。马小菊知道前院吴二婶家种了冬瓜，就去吴二婶家要冬瓜皮。

    马小菊到吴二婶家还没开口说话，吴二婶就先和她说起了向午的事。吴二婶说：“小菊，我去省城儿子家，看见向午和一个女人在逛街。”马小菊说：“吴二婶，你再见到向午，跟他说他娘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快回来。”

    婆婆喝了马小菊熬的药，仍旧没有好，最后还是去了。

    婆婆入土那天，又下了雨，很大的雨，雨声把马小菊的哭声给淹没了。

    雨季快要过去的时候，向午回来了。向午一身落魄地回来了，他被人骗了个精光后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啥？你娘不在了，你还回来干啥呢？”马小菊说着，眼泪像雨滴一样落了下来。可这时窗外的雨却停了，天空响晴响晴的。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父亲的树

陈忠实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自己都记不清的烦扰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爸栽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在“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时椿树结的荚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除了农作本职外，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地头的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我的父亲还指望着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能补贴家用，能供给哥和我的学杂费用。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

    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篷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却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们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的新房子，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生机勃勃，一棵满枝尖锐硬刺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的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的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乡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选自《陈忠实自选散文集》，有删改）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最后一个目标

周国华

    电话响起，霍克医生拿起话筒接听，目光钉子般钉在桌上的笔记本上。

    挂了电话后，医生左手握了握拳，右手拿起笔，在笔记本上用力写下了“293”三个数字，眯起眼看了很久，才点了点头：好，全了，刚好，感谢上帝。

    手术室内，护士们忙碌地准备着。医生消了毒，把大家叫到一起，鞠了个躬：今天的手术对我很重要，拜托各位了。众人愣了愣后，齐声道：一定。

    十多分钟后，遇车祸的年轻人被送了进来。大家看了看，都低下了头。——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很明显，病人已经死亡！

    有人想为年轻人盖上白布，霍克医生摆摆手，手持两块电极板，为他做电击除颤，几次下来，毫无起色。助手劝道：没用了。霍克医生一瞪眼：谁说的？！

    助手一惊。印象中，医生话不多，尽管刻板了点，但从不冲人发火。

    医生放下工具，用双手为病人胸外按压。十几分钟过去，医生额头的汗水被擦拭了好几次，可年轻人依然没有血压。

    看着老人手术帽外露出的白发，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医生在小镇的这家医院工作几十年了，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曾经有大医院想高薪聘他，他没去，说等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后再说。至于是什么心愿，他从未对人提起过。

    助手抢过医生手里的活，大家轮流为年轻人除颤按压。半个多小时后，医生无奈地摆摆手：都尽力了，谢谢。

    医生解下口罩，眼眸中满是无奈和哀伤。

    上帝啊，医生明天就要退休，为什么要对他如此残酷？众人默默叹息。

    医生走出手术室，步履沉重而迟缓。回到办公室，他取出笔记本，沉思良久，找来红笔将刚才写的那三个数字圈住，随后缓缓写下几个字。

    窗外，一只苍鹰无精打采地飞向不远处的丛林，头也不回。

    那片丛林，医生再熟悉不过。那儿，埋葬着小镇的英雄弗兰克上校。

    战争刚开始时，弗兰克的未婚妻死于入侵者的炮弹下。弗兰克医生放下手术刀，扛起了钢枪。历经数百场大小战役后，他成了令敌军胆寒的将领。侵略者一宣布投降，上校就捧着鲜花去告慰心上人，却被敌军卑鄙的狙击手夺走了生命。

    弗兰克情侣安葬在小溪边，溪水清澈，长流不息。医生很喜欢去那边散散步，拔拔坟头的杂草，或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退休后的第三年，医生躺在养老院里，再也无法下地。得知消息后，小镇几乎所有的人都赶来探望他，并劝他用药。医生淡淡地说：我的病，自己清楚，没必要浪费，这是上帝的安排。

    医生的固执惊动了镇长。镇长亲自上门了解情况。在战后缺医少药的年代，医生主动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几十年来，医治病人就好像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可当小镇想回报他时，他却拒绝了。人们突然间想起，甚至于他来自何方，也没一个人知道。医生对镇长说了很多，语调平静。走时，镇长心事重重。

    没过几天，医生去世了。

    医生的墓地选在一片树林里，和弗兰克情侣相距三百余米。在他标记的地方，人们挖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狙击枪。镇长派人把枪送到弗兰克上校纪念馆里。

    医生的胸前放着一张发黄的旧报纸，还有一本笔记本。旧报纸上，详细记述了弗兰克上校的牺牲经过。笔记本上，则记录着一长串数字和名字，那些都是医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重病患者，总共有292个。而第293个，竟赫然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哈斯勒！当年打冷枪的，正是敌军王牌狙击手、号称“丛林之鹰”的哈斯勒！战争中，有293人死在他枪下，其中大多数是指挥官、反坦克手和机枪手。

    这“幽灵”谁也没见过，也没有他的照片，战后不知所踪。

    墓碑上，刻着“霍克医生之墓”几个大字，这是全镇人的意见。唯有这一点，他们没有遵从医生的遗愿。

（选自《2018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