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终于引起人类对于未来的担忧

    2017年新年伊始，阿尔法狗的升级版Master以60：0的战绩击溃当世所有围棋顶级高手，引发全球关注。短短半年，阿尔法狗的改进型所展现出的学习能力，已超出人类对进步速度的理解，人工智能碾压人类智商的恐惧感再次笼罩网络。这场人机大战的结果无情宣告：很多工作曾被认为不可替代，那只是因为人工智能尚未涉足而已。今天的很多热门行业与专业，未来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个绝非危言耸听的前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与我们自身的关系。

    这场“人机大战”引发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人的尊严问题。Master对围棋高手们的“血洗”，让人类整体感觉很没有面子。20年前，当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时，人们就把赌注押在围棋上，认为这是机器无能为力的领域，如今，这个赌注在人工智能面前同样弱不禁风。

    实际上，人类输掉的并不是尊严。何谓尊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英国哲学家迈克尔·罗森曾将其分解为三个部分：一种社会地位；一种恒久的内在价值；一种可以被尊重的行为。据此，输棋的围棋棋手尊严有何损失？原先的九段还是丸段，以前拥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发生变化。改变的只是，经此一役，那些曾经虚妄的骄傲、自负与认知模式开始改变。历史经验无数次表明，人类的骄傲与自负大多是被夸张建构的。破除人类内心根深蒂固的虚妄的骄傲与自负，恰是本次人机大战的重要收获之一。

    而此番Master获胜带来的最重大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对人类未采的颠覆性作用。机器有一天会不会突然产生意识？谁能保证，随着硬件与软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神经网络、算法技术的突破，机器有一天不会突然产生意识？到那时，就难免涉及复杂的伦理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何谓智能？机器是否具备人的智能，需要一个衡．量标准。研究显示，智能包含多雏度内容，远不止可计算化（形式化）这一种。在计算能力方面，人类早已不是机器的对手；而智能中的其他维度一旦可以部分形式化，人类自然也不是机器的对手。未来的深度学习甚至可以让机器做到更多，比如学会像人一样从事文艺创作。如果这一天到来，人类不仅面临被全面替代的危险，还将涉及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学界的认识呈现出普遍的对立：科学家往往认为人工智能离真正的应用还很远，它目前还很“傻”，其危险远不足虑；而人文学者则往往比较担忧，认为一旦某些关键技术被突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链式反应就会导致无法控制的局面，到那时，我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都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寻常大众出于好奇，则寄希望于人工智能取得新进展或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善并提升社会福祉。

    如果眼前的潜在利益大于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代价，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放大当下的收益而对遥远的风险进行打折，这有可能造成决策失误。潘多扭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放弃人工智能这一领域，但鉴于人工智能的高度不确定性前景，在竞争刚刚开始之时就需要制定最低限度的规则，给其发展套上缰绳。否则，我们追求来的将不是期盼中的救星，而很可能是无情的掘墓人。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01月16日02版）

材料一：

    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北京举办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中国政府不仅有坚强的决心，还有强大的调控能力，能够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政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比如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贫困群众不是一搬迁出来就脱贫了，还有扶持产业、增加就业等后续发展保障问题，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全面覆盖贫困地区的学校、教师、学生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贫困家庭学生7个层面构建全领域结对帮扶关系，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众，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1000万”这个数字背后，是中国贫困家庭摆脱贫穷的实在收获与喜悦。中国确立每年千万的减贫任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 何立峰：

    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我认为以下几方面是特别突出的：

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非经过不知难。

    第二，稳就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新增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

    第三，平稳增长的表现是脱贫攻坚，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第四，稳中求进的“进”，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选自“中国网”2017年3月5日，有删改）

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

    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减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然而，自2010年以来，5年中有4年城市内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大幅上升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媒体报道也随之跟进。

    城市内涝的“病根”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从全球气候大环境来看，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往年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更大的挑战。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大范围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面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薪。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之困如何解？》）

材料二：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根本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三：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

    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

    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材料一：

从上世纪60年代互联网诞生，到2018 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从“无图无真相”到短视频盛行，互联网“景观”也让越来越多人“沉迷”。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流行色”，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无论是校园学子还是城市打工者，在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余，手游、短视频等无疑有效弥补了大家娱乐资源不足的短板，给大家提供了愉悦身心、消遣寂寞的路径，因而短视频的流行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直到有更受用户欢迎的网络新产品应用取而代之。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材料二：

8月24日，抖音创作者大会在上海举办。抖音总裁张楠发表演讲说：“从日活跃用户总数的增长速度和未来趋势来看，短视频已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继微信之后，成长最快的产品。就在上个月，我们也对外公布了抖音的最新日活跃用户总数超过3.2亿。而且我们在后台发现，这个数据仍然在不停地增长，完全没有减缓的趋势。”基于此，张楠预测到2020年，包括抖音、快手，以及其他短视频产品在内，可能仅仅在中国，整个短视频行业的日活跃用户总数将达到10亿。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三：

昨天，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先后对“快手”“火山”进行依法约谈，责令其全面进行整改。要求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列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网信办解释道：“快手”“火山小视频”出于博取眼球、获取流量目的，任由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在“流量就是收益”的互联网盈利模式下，视频平台靠增加点击量、拓展传播面来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冲动可以理解，不过不能忽视技术无罪、监管有责的基本原则。任何谋利行为均应遵守法律底线，不传播、不热捧有违社会伦理的内容。视频平台应积极采取技术手段，删除、封禁相关视频和账号，不充当滋生和传播不良信息的温床和通道。这才是视频平台的应有担当，也是其避免重蹈快播案覆辙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摘编自《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