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初，皇帝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原来的皇帝—中书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出现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的格局。皇帝既是决策首脑，又是行政首脑，事无巨细须经皇帝批准，于是，皇帝设辅佐机构内阁，帮助处理奏章，但内阁票拟之后的“批红”权，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明朝省级行政实行三司分治制度，都直接向朝廷负责，以确保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是明朝在行政制度改革方面的成功之处，也是明朝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保障。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

材料一：

材料二：社会中应有“共同意志”，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派的工作人员，不享有主权。随着政府职位诱惑力的加大，人民应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手段……人们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

——摘编自卢梭某著作

材料三：“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技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近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请回答：

材料一：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l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伏尔泰在谈及孔子思想时叹言道：“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与物质的世界。       ——伏尔泰《礼俗论》

材料三：西方的七百年文化启蒙运动是在一个逐渐形成、形成后又不断更新最终得到强化的文化大环境中展开的。……到17、18世纪，文化大环境又进行了一次更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率先为构筑一个新的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开辟了道路。到18世纪则出现了西方“三大革命合力并举”的形势，这一切终于催化着酝酿已久的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蒸蒸而生                                --—王贤仙《近代中西文化启蒙之浅析》           

材料四：（西方民主思潮）诞生之后，……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深刻地冲击。对中国冲击的结果是儒家文化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洋务运动只不过剪断了一些枝叶，辛亥革命则相当于将这棵大树砍断了。”    

——知原《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及中国文明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