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他的第二人格

距今约一个世纪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生于瑞士，在那个位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多年来一直未经过战乱、可爱宁静的国度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他的父母和祖先都是因袭传统的人，深深植根于瑞士的土壤和经久不变的传统中。荣格热爱他的祖国，但他从小就觉得它的美丽属于远远超越于这个细小民族那狭窄国界和稳定的社会以外的某种时空。他第一次发现比他自己伟大的事物是伫立在康斯坦斯湖畔，敬畏地凝视着蓝色的湖水和银白覆盖、庄严的阿尔卑斯山时，感觉到惊异的记忆。当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感觉：这是宇宙的中心——但不是他父母和数百万瑞士人的宇宙——而是他内心的一个隐秘的宇宙，映现在平静的湖水中，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巅，远达至无限。

他长大成一个腼腆、敏感的男孩后，常常与父母的信念、老师的要求相悖。与他的同学相比，他显得很特别，不适应学校生活。他很脆弱，易受伤害。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容易发怒——比如，当他的老师指责他撒谎时。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他在他的第二人格中寻求并发现了避难所。这个人格是他的真实可靠的自我，触及人类本性的深处，也许在人类之前已经存在。

这“第二人格”是脆弱的、不坚定的，它经常躲避着他，所以他不得不以他所谓的第一人格推动它。这第一人格是虚伪的、狡诈的，它逐渐包围了他，满足他，除了他的自性外。所以当他继续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前进时，虽然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无论他干什么都能干得出色，但是他内心的混乱一直困扰着他，不停地刺激着他，把他从旁人期待他走的道路上引导出来。当他的第一人格辉煌灿烂时，他的第二人格却受着残缺不完的痛苦煎熬。故此，他后来付上一生去追求生命的完善。

当他闻知弗洛伊德的大名时，便怀着深深的敬意前去拜见了这位教授，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然而，荣格的第二人格在他们最初相识时就对此反抗。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第二人格，它当时还很微弱地潜伏着。弗洛伊德成名了，随着他名气的增大，他们之间的友谊淡薄了。只是在后来荣格才意识到：并不是他们的友谊减弱，而是他的第二人格已经成为独立个体。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这是荣格生命中的一次最大打击，把他抛入他以前从未体会过的黑暗之中，但当他摆脱了黑暗之后，他的全部事业始露端倪。

他不仅丢掉了他的朋友（虽然他仍然一直感谢），而且还抛弃了他的第一人格。从那时起，荣格就完全致力于他的第二人格。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去拜访他，鼓励他，像他鼓励他们一样。他独自呆在他的石塔中，但却与当时外界所有事物和人都保持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他之先，又将追随在他之后。

在暮春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荣格结束了他漫长而丰富的一生，享年八十五岁。他的第一人格永远离开了他，但他的第二人格依然活着，因为它无时不在，也将不会消失……

在荣格一生中，有一段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的时期，即他的一些创新观念产生的时刻。这些观念后来占据了他余下的生命。这就是他与弗洛伊德决裂后，一时失却方向的时期。那是一个内心迷惘、混乱、骚动不安、孤立无援的寂寞孤独期，荣格被一些混乱的梦、意象、幻觉困扰着，汹涌而来的无意识波涛曾使当时的他怀疑自己的理智。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实际上就像一种精神分裂症。但是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他生命道路上最富创造性的关口。

正是在这些年中，他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发展了原型和自性的概念。要知道，他与无意识对峙的顶峰，是他这些年来孤军与他心灵深处的黑暗奋战的顶点。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摆在他面前：所有那些从无意识中喷涌而出，潮水般涌向他的幻想和材料，以及他获得的直观，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有幸的是，他接触到了炼金术，并以炼金术中阴性原则和阳性原则的关系为基础，证明了他原来工作的正确性，而且使他超越了他原来的工作。

荣格曾在其《自传》的导言中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一直是我所写的东西的实质。”因此，应该把他的全部生命、他的神话，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一个从它自身特有的种子中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整体。

我的同班

冰心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

    她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信，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生理学实验室，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的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作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抗战前一个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望洋兴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气氛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聚会，同班们三三两两的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呆不下去了。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选自《冰心散文》，有删节）

窗中戏剧

（德）伊尔泽•爱辛格尔

    女人倚在窗子边，朝对面望去。风微微地从河边吹来，感觉和平常没什么不一样。她住在顶楼的倒数第二层，街道在远远的下面，就连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的噪音也很少传到这里。就在女人准备从窗边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对面那个老人房间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天色还不晚，外面还很亮，老人房间里的灯光并不明显，那种感觉就好像太阳底下开着的街灯，又像是灯火通明的教堂里，某个人在窗边点亮的蜡烛。

    女人站住了。

    老人打开窗子，朝着这边点了点头。

    他是在向我打招呼吗？女人心里暗自想道。她所住的房子上面一层是空着的，下面一层是一个工厂，这会儿早就关门了。女人于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作为对老人的回应。只见老人又冲着这边点点头，同时伸手去摘帽子，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上并没有帽子。老人转身消失在了后面的房间里。

    很快，老人又出现在了窗前。这次，他的头上多了一顶帽子，身上加了一件外套。他脱下帽子，微笑着向女人致意。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开始挥舞起来。一开始，是轻轻的，接着，越来越激烈。他把身子倾在窗台上，让人不得不为他担心他的整个身体会从窗子里跌出来。女人有些愕然地后退了一步。

    这时，窗子对面的老人一抬手，将手中的帽子远远地甩开了。同时，他将围巾顶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像一个穆斯林人一样，将自己的头包裹了起来。接着，他将双臂交叉，合在胸前，开始鞠躬。每次抬起头时，他的左眼都闭着，仿佛在向女人传递着他们两人之间的某种秘密信息。女人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她突然发现，窗子中出现了两条穿着窄窄的、打着补丁的丝绒裤子的双腿。老人在做倒立！当他那满脸通红、满是汗水而又兴高采烈的脸重新出现在窗前时，女人终于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

    老人仍然没有停下来。他披着一个床单，在两个窗子前交替出现。三条街道以外的警局接到了女人的电话，女人在电话中有些语无伦次、声音十分激动，以至于警察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对面的老人笑得更厉害了，脸上的皱纹堆成了一团。他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模糊的手势，在脸上一抹，随即，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似乎，他的笑容已经瞬间被他攥在了手里。女人一直站在窗边看着这一切，直到警车赶到楼下。

    女人气喘吁吁地跑下楼。警车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一群人跟着警察和女人上了楼，有好几个甚至跟到了最后一级楼梯上。他们凑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先是有人上前敲门，没有人应；然后按门铃，仍然没有回应。作为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一道门并不是难事——门很快被打开了，干净利落。顺着窄窄的走廊，他们终于捕捉到了走廊尽头隐约的灯光。女人蹑手蹑脚地，紧紧地跟在警察后面。当通往里间的那道门被打开时，只见老人背对着他们，仍站在窗子旁。他的双手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枕头，放在自己头上，又拿下，不断重复着。那样子仿佛是在告诉什么人，他要去睡觉了。而他的肩上，还披着一块地毯。众人几乎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老人仍然没有转身——这个老人的听觉已经非常迟钝了。女人的视线越过老人，望向对面，她看到了自己家那扇昏暗的窗子。

    像她所想的那样，底下那一层的工厂已经下班了。不过，在她家楼顶上，不知什么时候搬来了一对小夫妻。在他们房间的窗子旁，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儿童床。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里面。

    这个小孩儿头上也顶着一个枕头，身上披着一个床单。他不停地在床上蹦着跳着，朝着这边挥动着双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他先是笑着，接着，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即，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仿佛他在一秒钟之内将自己的笑容攥在了手中。紧接着，小男孩伸出手，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笑容抛到了所有目瞪口呆的人们脸上。

我的两位老师

萧乾

    我早年——也就是20年代——读书时，学校里颇有几位老师是体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们中间，特别凶狠的是一位教代数的老师。他的脾气暴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柴火，一点就着。课堂里的秩序靠板子维持，学生的作业也靠板子来督促。他脸上有麻子，而且麻得厉害。每次风暴到来之前，我都觉得他的麻粒总是由青而紫。接着，他就抡起他所倚重的那件“教育”武器，在我们手心上显示起威风来。有一阵子，我这由私塾混过来的学生，忽然对代数产生起浓厚的兴味，觉得代数题好像有点情节，而“设X”还颇能启发点想象力。然而经过他两顿清脆而沉重的板子，科学在我幼小心灵中露出的那一点点幼芽，就永远枯萎了。

    当时我们念的课本叫《温德华氏代数学》，大概是根据什么外国教科书改编的，书挺厚，要一块多钱一本。每天上下学途中，我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同旁的教科书裹在一块蓝布包袱皮里，夹在腋下。可有一天走在东直门大街上，突然对面奔来一匹惊马，它像发了疯似地在马路中心横冲直撞起来。顿时街上人声鼎沸，我也没命地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哎呀，迈沟的时候一不小心，蓝包袱散了。我慌忙把零乱的书册拾了起来，重新包起，躲进那家杠房。

    晚上一温习功课才发现：糟了，“温德华”不见了。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丢失“温德华”所造成的危机更大的了，因为比这轻得多的过失也要招致一顿重打呢！我溜出大门，摸着黑儿跑回惊马的地方找，还去敲杠房的门，问掌柜的可曾见到那本书。掌柜的说：“什么‘温德华’‘热德华’的，没有！”然后，“咣当”一声，板门又关上了。

    那一夜我尽做噩梦，天好像塌了下来。早晨，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学校。上代数课之前，我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书放在两人合用的课桌当中。他吐了下舌头，就答应了。

    可是，他答应了管什么用！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目光炯炯的老鹰，“老鹰”立刻张开翅膀扑了过来。

    几分钟后，我抚着红肿的手，淌着泪，回到座位上。“老鹰”在讲台上横眉立目（一手还攥着那个刚才抽过我手心的板子），大声咆哮道：“哪天你不带书来，哪天照样揍，把书揍出来算！”

    那刚好是月头上，是交饭费的时候。记得当时每月饭费是两块半大洋。我有了主意。我向管膳务的先生说明了情况，苦苦哀求他，准许我只吃早饭和晚饭。这样，中饭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买那本“温德华”了。这本来是没有先例的，但那人的心肠软，并且也耳闻过“麻”老师的威风，就真的同意了。

    于是，每当中午下课，大家熙熙攘攘拥到饭厅里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篮球场上，无精打采地投篮。当有人路过球场，好奇地问我干吗不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说：“不饿。”

    有一位教高班地理的贾老师——哎，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只记得他戴副近视眼镜，细高挑个儿——听了我那个答复并不满足。他跑去问我班上的同学，才弄明了真相。

    他不声不响地替我补上了饭费，然后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去，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你粗心，是马惊了，这怪不得你。从明天起，你去吃午饭吧。”

    我含着泪问他：“那——钱呢？”

    他把手一挥，用诙谐的口吻说：“等你毕了业，再双倍还我。”

    谁想到没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那以后，走南闯北，这位贾老师的慈祥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每次都感到一泓暖意。

笑嫂

陈国炯

    笑嫂喜欢笑，与人相见微微一笑，高兴时哈哈大笑，有时独自一人也偷偷地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捡宝似的笑个没完。因此，没见过笑嫂发愁时是个什么模样。

    因为笑嫂爱笑，大家当面笑嫂笑嫂地叫，背后笑嫂怎么笑嫂怎么地夸，好像笑嫂的姓名就叫笑嫂。

    笑嫂是我的师傅。我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铝轮厂搞宣传，负责人事的小老头陪我到车间，对车间主任说，这小伙子到你车间实习一个月，你给他安排一下。车间主任长着八字胡子，看似匪气十足。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后，说，一个学生娃，哪能干活。反正一个月后要坐办公室的，就去帮笑嫂做点事吧。车间主任唠唠叨叨的一番话中，我知道有个笑嫂，也有些受辱的感觉。车间主任唠叨完，亲自陪我去厂东边一个堆废料的塑料棚下，扯开嗓门喊，笑嫂，我给你送来一个徒弟，给你打个下手。车间主任的一咋呼，我不但认识了笑嫂，还成了笑嫂的徒弟。

    我很顺从地叫了笑嫂一声师傅，笑嫂听了高兴得咯咯地像母鸡下蛋般笑。笑完了就说，你还真听小胡子的瞎话，什么师傅徒弟。笑嫂停了一下对我说，大家都叫我笑嫂，你也叫我笑嫂吧，我可不敢做你大学生的师傅呢。说完又咯咯地笑，把个笑嫂的雅号笑得名副其实。

    笑嫂已是奔五的人了，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女人的那种臃肿，而是清清秀秀，穿戴得也整整洁洁，十分素雅。笑嫂的活不笨重，也不怎么脏，她每天整理着送来的废过滤网，那些过滤网是用来过滤铅水的，用过后铝水沾在过滤网上结成了块。因为过滤网是铁的，沾在上面的是铝，铁几百元一吨，铝上万元一吨。把废铁网当铝卖，人家不要；把铝当铁卖，公司不干。因此，笑嫂把沾在上面的铝块铝屑撬下来，分开卖，谁也不亏。

    笑嫂做事很认真，一块块像翻找金子一般，有时我一不留神漏撬了几块，她会猫着腰，捡回来重新撬。这样一来，我也不好意思马虎了，做得一丝不苟。笑嫂还挺关心人，我进公司时是夏天，南方的夏天贼热，加上在似露天一样的塑料棚下，汗似下雨般流，一把把捋也捋不完。笑嫂见了心疼地说，大学生，你去找个地方凉快一下，这点活我做起来很轻松的。我当然不同意，笑嫂就说，还要我陪你啊。说完就咯咯地笑着，连推带搡赶我走。

    笑嫂从来不到餐厅吃饭，她每次从餐厅里买来米饭，不打菜，菜从家里带来，等吃饭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就打开饭盒，坐在塑料棚下吃起来。那些走过来走过去的人都会与笑嫂打个招呼，笑嫂吃饭了？今天啥菜？还会有啥菜，这个星期吃咸鸭蛋呗。笑嫂咯咯咯地笑着回答，笑嫂的菜每星期换一种菜，咸鸭蛋，炒鸡蛋等等。

    那天，我没去吃中饭，笑嫂吃完饭去了洗手间，我想笑嫂经常帮我洗饭盆，我也帮笑嫂洗一次。打开盛菜的铝盒子，里面的咸鸭蛋丝毫没动，完完整整地躺在盒内。当初没在意，后来想想有点问题，以后几天我特意偷看了笑嫂的菜盒，我终于明白，笑嫂一个咸鸭蛋要吃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一位同事，同事不满地瞪我一眼说，就你聪明？我闹了个大红脸。从此我不再看笑嫂的菜盒，也不再提及同一个菜要吃一个星期的事。

    那次大地震后，公司开展捐款救援，笑嫂捐二百元，工会主席说，笑嫂你要不少捐一点？笑嫂微微一笑说，多的拿不出，捐二百没问题。工会主席不再说什么了。

    实习期满，我到宣传部搞宣传工作。那天工会去慰问贫困职工家庭，领导让我去拍照片，并写一篇通讯稿。走了几户后，一行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叩开一扇墨绿色的斑驳的门。门一打开，一张笑脸呈现在大家面前，我有些诧异地叫道，笑嫂？笑嫂仍在笑，把大家让进屋，屋里灯光暗淡，客厅也逼仄，几个人进去后有些拥挤。这时我才知道，笑嫂的丈夫几年前被车撞得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公公早年已故，婆婆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需照料，一个女儿正在上初中，家里十分拮据。笑嫂照顾两个病人，负担一个学生，又要上班，还从社会上揽来了刺绣，挣几个外快，以补家用。可想而知，笑嫂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我对笑嫂更是敬重了，有事没事总爱往笑嫂的工作场地跑。笑嫂依旧咯咯咯地笑，好像与那个沉重的家没有一点牵绊似的。

    那次我与笑嫂聊得很开心，我忽然说，笑嫂你的心态真好。笑嫂知道我想说什么，顿了顿道，家里有这么多病人，谁会不烦，如果我成天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我还活不活？

    笑嫂叹口气说，我如果整天苦着个脸，人家见了我，也不会有好心情的。因此我得高高兴兴，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心情。说完笑嫂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小心台阶

金狐

    做母亲的蹲下身子想再抱抱女儿，被她狠狠推开，一声不吭，转身就跑，台阶前，“噗通”一声摔了一跤。

    每每想到姊妹五个，爹娘独独卖了她，银红就狠命地练功，一滴泪没流过。

    翻、滚、腾、跃各种基础训练，小银红从不偷懒，徒手空翻，朝前翻，朝后翻，侧面翻，翻出几百米不歇一下，杂技班里竟是无人能及。

    不知道这孩子哪里来的一股狠劲？师傅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他跟师娘说，我那几块大洋太划算了，得了个台柱子。

    师娘说，以后也可以给咱金宝做媳妇呢。

    师傅笑笑，教得更带劲了。

    银红的身体迅速生长，火柴棒长成了杨柳枝，细长青绿，柔软水灵，那小小的脸蛋也如花朵般一日一日地绽放。

    晨钟暮鼓，山崖密林，常见师徒两个蹦跳、腾挪，飞身上树，于枝叶间穿梭，如猕猴般敏捷，攀岩爬坡，如岩羊般自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吃的金宝有一份，必定也有她的一份。

    金宝比她小一岁，天生顽劣，成天游手好闲，不大一点就抽大烟。被师傅捆起来毒打，也没有用。

    银红却越发出落得如花似玉，能唱会跳。她不仅掌握了师傅交给的全部套路，还喜欢创新，杂技里融入了舞蹈，出场时踩着锣鼓的节奏，扭着柔软的腰肢，一步三摇，如风吹草动。只见她眼波流转，如蜻蜓点水般，在竹竿间飞来飞去。随着阵阵喝彩和掌声，大小铜板也把杂技班的银盆砸得“噼里啪啦”。

    然而，鲜花与掌声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风险。银红在一次表演中一脚踏空，差点送了命。那天，她正在高空表演金鸡独立。底下有个大爷，拍手叫好，并且拿了一整袋子的钱，往银盆里砸，她的脑海顿时闪过父亲当年从师傅手里接过几块大洋时的惶恐，一时悲喜交集。竟然从顶上直接摔下来，幸亏师傅眼明手快，从底下接了一把，再滚到地上时只是伤了脚。

    养伤期间，师傅一次也没来看她，倒背着手从窗前走过，也是脸色铁青。

    伤好后，师傅让人蒙住她的双眼……

    扯下眼罩，只见一片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一个异常开阔的平台，四周青松翠柏环绕，犹如天然的屏障。无疑，这是一个绝妙的练功之地，不等师傅发话，她就快活地练习起孔雀摆尾，紧接着一个空翻接着一个空翻，直达一株艳丽的山茶花旁，正准备继续翻滚，赫然发现地下用红漆写了四个大字“小心台阶”。她慌忙又倒着往后翻，翻到师傅这里停住。

    师傅领着她，到达“小心台阶”的地方，往下一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红花绿叶虚掩着的竟是万丈悬崖，踢下一颗石头直直地坠落，无底的深渊，你听不到任何回响。

    师傅说，你第一次在我家的台阶前就摔了一跤，我当下就有些后悔。粗心、浮躁，走路不看路，这可是杂技演员的大忌啊。

    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再和你搭班演对手戏了吗？

    银红不敢抬头，师傅的眼睛如日光灼灼，仿佛洞察了她的内心。她当跪倒在地。

    自此，银红仿佛变了一个人，无论是表演还是练功，都是全神贯注，身边任何的热闹都与她无关。他们到处巡演，在很大的范围内赢得了很响的名声。

    可惜好景不长，病重的师娘把她叫到床前，指着一个描金的箱笼，说，这里是田契、房契、金银首饰等，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你若肯和金宝结婚，一切都是你的了。

    银红楞了楞，还没来得及张口，师傅在一旁发怒了，大吼一声，那畜生，如何配得上银红？

    银红的眼泪当即流了下来。

    当一切陷入半醒半睡的朦胧，银红踏着初冬的积雪，一步一个脚印，悄悄离开了。师傅在她房间的桌上发现一个练字薄，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只有四个字：小心台阶！

    不久师娘去世。金宝不学无术，挥霍无度，染上梅毒死亡，杂技班解散了。

    解放后，有人看见银红和她的师傅都进了东方红杂技团，师徒俩个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