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 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枯萎的蒲公英

叶子

    ①冬日的午后，阳光虽也明亮，但触一触还是有着沁骨的凉。冬以它的冷漠，裹挟尽百花的艳影，留一地斑驳的枯黄。我不由得竖起大衣的领子。蓦地，一棵蒲公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②那是一株怎样的蒲公英！叶子的边缘已露出萎黄的老态，但还是透着铁一般的绿。叶们努力地贴向地面，那是一种力量爆发前，手脚触地的姿势。也是呢，霜一次又一次的从天而降，树叶渐渐飞去，草茎慢慢垂下头来。生命的“红灯”，已经在不远处，正一点点逼近自己，那就用尽全部的力，贴向地面，贴向地面……这就是蒲公英最聪明、最刚强也最负责任的举动。他们明白，要想延续久远，就不能把头昂得太高，这样才能把最沉实的爱，尽可能多地传递给儿女。

    ③我的心不由得疼了一下，这像极了我的母亲。

    ④去年的这个时节，冬阳阻不住东奔西跑的北风，正如我阻不住我八十岁老母的脚。她在楼下，为我寻挖着蒲公英。“经霜的婆婆丁（蒲公英的俗号）能消炎败火，你这嗓子，应该吃点。”

    ⑤她半弓着腰，在衰草连片的枯黄里，神情专注地寻找那一小簇一小簇的绿。她时不时地弓腰，用那曾经丰腴饱满而至今肉皮松弛的手，极其小心地翻检着枯黄的草，似乎蒲公英长着脚，一不小心，受了惊吓，就会跑掉了似的。母亲的脚步，已失去了早年的利落，有些蹒跚。那是一双怎样的脚啊！为了让孩子们正常地进入学校，她携夫带子，脚板直探向千里外陌生的异乡；为了一家老小能吃上饭，她不分白天和夜晚，不惧严寒和冰霜，用那细小的绣花针，绣出蟒袍上那呼之欲出的龙的模样，再用一双脚板，驱北风，走冰路，登火车，为一家换回不很丰裕的口粮。

    ⑥风，不时掀起母亲的白发，就像掀动一团绒绒的、洁白的蒲公英的种子。它是想探寻那丝丝缕缕里，藏着多少生活的艰辛？那就去问问太阳和月亮，几十年晨昏的默默相伴，它们如何把一个面如花，发如墨的纤纤女子，变成了眼已花、头覆雪的颤颤老妪！探询那长长短短里，浸着多少爱意的疲累？那就去问问星辰，千千万万次的斗转星移，如何刻录下一个个儿女渐渐长大的足迹，还有母亲的血泪和汗滴。

    ⑦渐次地，她的儿女乘着她那用善良、勤苦织成的爱的伞，找到自己生根发芽的一片片土地。她的脚，不怎么好用了——移动缓慢，脚步蹒跚，但她的心，还是不断地牵挂，就像那天，风在楼下，母亲在楼下。

    ⑧如今，母亲已去，留一棵蒲公英在这冬日里与我面对。我伏下身，看着那泛黄的叶片，眼就情不自禁地盈满了泪。我伸出手指，沿着叶脉轻抚，与你对话。你知道，你知道你碰到了我心最柔软的角落，它在疼吗？在我疼惜的泪光里，我看到你透着如铁的刚强与坚毅，打着爱的“旗语”，温暖着我层层叠叠的孤寂。

    ⑨一阵风吹过，蒲公英的叶子触碰着我的手指，散着阳光融融的暖意，如轻柔的爱抚，久久不去。

（选自《海燕》2015年9期，有删改）

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①早在做同事之前，在东四头条的社科院宿舍大院，我和杨绛先生就做过邻居，按“翰林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成文的规矩，作为小字辈的我，要按其本名，尊称她“季康先生”。

      ②初见时，季康先生年过半百。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特别是两道遒劲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她的衣着从来都整齐利索，即使在家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她始终保持着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

       ③在公共场合，季康先生从来都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

       ④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钱、杨二位先生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位，季康先生虽然有时穿得雍容华贵，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像邻里阿姨。

       ⑤但这个看似低调谦恭的阿姨，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且这个时候出现得无比不合时宜。“文革”之初，他们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了牌子押上批斗会。可杨季康对“天兵天将”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要知道，不少老战士都没有一个敢于如此维护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的。

       ⑥“文革”后期，钱、杨二位先生尚未获得平反，有家回不了，四处流转。但对于这群甚至未能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晚辈，他们以极高的涵养、含蓄内敛且从不显于言辞的方式予以理解、宽容和无私帮助。

       ⑦有一次，我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后主动支援了我们几百元钱。以后每月都资助我二十元人民币。后来我还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先生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且持续了好几年。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却能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

       ⑧先生施恩于后辈，大部分无法用金钱计算。20世纪80年代初，我访法归来写的两本书准备出版，因考虑到之前有前辈权威的横眉冷对，我特地在前言中恭敬写明“抛砖引玉”。当然，敬赠给钱、杨二位先生，抱的心态自然不同。很快，杨先生回信了，还是一贯的低调谦恭与幽默：“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天气酷热，多多保重……杨绛八月十三日钟书同候。”

       ⑨先生过百岁大寿时，深知先生君子之道的我，自然不敢上门叼扰。当电话里听到老太太爽朗清晰的声音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依然如喝了冰水那样舒心畅快——只是多少也有几分伤感，因为不可能有“钟书同候”了。

                                                                                                                                                                                                     （选文有改动）

      【注释】①人瑞，常指百岁以上德高望重的人。

同一首歌

阿成

①某歌厅最近雇用了一个刘老头当勤杂工，这个刘老头老且不说，腿还有一点跛，嘴也有些碎，而且还贪杯。经理很快就不满意了。

②有一天，经理看见刘老头坐在一个包厢临门的地方醉眼迷离地抹眼泪，不禁又气又乐，便走过去问，您老觉得在这里受委屈了吗？刘老头哭得正欢 ， 不说话。

③经理往包厢里看，一个大腹便便头发油光锃亮的中年人正演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此公唱歌讲究作派，嗓子不错，自我感觉更好，他不老老实实照着音乐走，而是演绎成了一首摇滚歌曲，嘶哑狂放，但也挺有新意。这人唱完了之后，硬是作了一个挎枪行军的动作，舞池边上就有人吹口哨打响指，场面煞是热闹。

④经理收回眼光，你是因为这个呀，这是一首革命歌曲。刘老头瞪着眼睛，革命歌曲有这样唱法吗？刚才唱歌的中年人此时也凑上来了，被老头满嘴的酒气熏得后退了一大步，他笑着说，应该怎么唱法？您当过兵吧？老头点点头。中年人也醒悟过来，敢情您老到过朝鲜？老刘又点点头。另一个小姐接着道，您杀过美国鬼子吗？ 老刘愣怔了一下，摇摇头。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

⑤中年人说，您在朝鲜战场上是干啥的？老刘呼噜着鼻子说 ， 咱是后勤兵，在朝鲜待了一个秋天，那一个秋天我们差不多都在挖坑。挖坑？您是说挖战壕吗？先前的那个小姐问。老刘说，挖坑就是挖坟。那边的冬天冷，土冻得厉害，就得在秋天上冻以前把坟预先挖好了。

 ⑥一个小伙子没有听清前面的话，冒冒失失地问，您给谁挖坟呢？冬季大反攻呀，反攻不就得有阵亡吗，给咱们自己人提前备着呀。老刘抹一把眼泪 ， 说，我们一边干活一边打赌，看谁能躺到自己挖的坑里。干活的时候我们扯着嗓子唱歌，不唱别的，就唱这首歌。多少年了，一直到现在，一听见这首歌就想起满山坡的空坟来……

⑦喧闹的包厢马上沉默下来了。

⑧沉默当然只是暂时的。此后的日子里，经理继续经营他的歌舞厅，老刘头继续当他的勤杂工。只是客人们在歌单上再也找不到那首“雄赳赳气昂昂”了。